上週，台北教育界發生一件社會矚目事件，起因是北市龍安國小圖書館因柳姓家長投訴，將小說《穿裙子的男孩》下架。本事件在網路社群引起一波劇烈的討論，許多網友基於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等精神，為小說的下架抱不平。雖然龍安國小已於14日決議恢復書籍的上架，讓本事件順利落幕，但《穿裙子的男孩》下架事件所留下的性別議題，仍有待進一步討論，例如校園要如何面對有「性別不安症」的學生的存在？校園是否適合引進探討青少年扮裝的書籍？
《穿裙子的男孩》下架事件
《穿裙子的男孩》（The Boy in the Dress）是英國雙性戀作家大衛‧威廉斯（David Walliams）於2008年發表的第一本小說，2014年翻拍成同名電影，並在2015年由「聯經出版」引進台灣。
2018年9月，台北市龍安國小在新學期的開始，跟學生推薦《穿裙子的男孩》，並將書籍介紹和電影劇照（男孩穿裙圖）貼在國小女廁。柳姓家長對校方作法不苟同，認為有「鼓勵」學童效法「變裝」的隱憂，要求校方收回書本。本事件於12日經聯合報獨家披露，引發網路社群關注。當晚，聯合報的關係單位「聯經出版」在臉書發表聲明，短時間內吸引近萬人按讚。13日，和平實驗國小校長黃志順為聲援小說下架事件，一大早身穿裙裝，於校門口迎接同學上學，將事件的關注度推向高峰。當天下午，龍安國小召開圖書委員會，師生代表一致決議恢復該書的借閱，以止息紛擾。經歷這場下架風波後，《穿裙子的男孩》在各大網路書城賣到缺貨，博客來即時銷量衝到第二，下架事件反而成為行銷書籍的最佳廣告。
從「扮裝」看到「性別不安」的孩子
在這個沒人看書、書店紛紛倒閉的年代，《穿裙子的男孩》這本厚達兩百多頁的小說，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多的社會關注，是因為它觸動敏感的性平議題，書籍從名稱到電影劇照，都極易使人與「扮裝」和「跨性別」等性少數特徵做連結。人們支持小學引進小說的理由，大致有自由包容、多元平等、「勇敢做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同」等信念。不過筆者認為，「勇敢做自己」的口號並不適合套用在所有的情境和脈絡。小說人物是虛擬的，但校園要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生命，這個孩子他有自己的家庭脈絡和人生要面對，當國小校園真的出現扮裝或性別不安的孩子，師長究竟要如何因應？繼續讓這個孩子「勇敢做自己」，真的是最妥適的作法嗎？
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過去稱為性別認同障礙）是一種精神疾病。兒童時期的性別不安症狀，包括強烈偏好或模仿異性打扮，強烈拒絕穿自己性別的衣服，偏好典型的異性玩具、遊戲或活動，強烈拒絕自己性別的玩具、遊戲或活動，強烈厭惡自己的性器官等。若兒童時期有性別不安的困擾，是否有好轉的可能？香港精神科醫師康貴華引述國外研究，指出只有少部分的兒童性別不安患者（5-12%）長大後仍有性別不安的狀況。大部分的性別不安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即使沒有治療或介入，其性別不安的問題會自動減退或消失。台北市立關渡醫院身心科劉弘仁醫師表示，兒童轉變的原因可能有青春期身體變化、性的探索或社會壓力等因素，使性別不安兒童改變其性別認同。
綜上醫學資料，兒童時期的性別不安症是需要幫助的精神疾病，而且好轉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是若師長對兒童持續灌輸「勇敢做自己」的信念，是否實為引導兒童繼續往性別不一致的方向發展人格，反倒害那個孩子因為持續對自己的生理性別不認同，使他成年後仍活在情緒困擾和不安中呢？
「性別不安」兒童的家庭環境需要被正視
《穿裙子的男孩》的內容，講述主角丹尼斯（十二歲）是個愛踢球的小男孩，父母在他七歲那年離異，他跟哥哥、爸爸一起生活。爸爸是貨車司機，成天只會看球賽。丹尼斯長期思念媽媽，只能藉由一張媽媽身穿黃色洋裝的老舊照片獲得安慰。有天丹尼斯在時尚雜誌上，看到一張跟媽媽穿同款洋裝的照片，就買了那本雜誌，爸爸看到非常生氣，哥哥還嘲笑丹尼斯是「丹妮絲」。有天女同學麗莎邀請丹尼斯去家裡玩，麗莎跟丹尼斯玩裝扮遊戲，給他穿上女裝，還推他走出戶外，喬裝成來自法國的女交換生「丹妮絲」。「丹妮絲」在學校裡讓許多人相信他是女生，他還嘲笑法文老師口音不純正。（後續劇情因篇幅有限不贅述）
若今天丹尼斯走入現實世界，面對他的處境，師長鼓勵他「勇敢做自己」，是否合適？若人們只是一味地鼓勵丹尼斯繼續扮女裝，勇敢做自己，恐怕會使他背後的家庭脈絡和扮裝成因被忽略。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環境，可以讓一個孩子思念媽媽到一個程度，需要藉由穿上女裝作為精神上的撫慰？而爸爸成天只會看球賽，忽略丹尼斯思念媽媽的情緒，或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動不動就發怒，使父子關係更加疏離。若是爸爸能接受合適的親職教育，或許就能改善一家人的親子關係。
在寫這篇投書時，我向在學校輔導室工作的朋友請益，詢問心理諮商師會如何幫助有這類處境的孩子？我朋友告訴我，若是在「個別輔導」的情境下，諮商師會先跟學生釐清困擾、扮裝所帶來的壓力源是哪些？（例如同儕、老師、家長？）扮裝是否會影響到課業，甚至使學生往憂鬱症的方向走？在聊（諮）天（商）過程中，或許就能釐清學生的家庭脈絡和扮裝成因。若壓力源來自父母，在經由學生同意下，也會邀請父母或家人來學校討論，共商如何用適當的方式與孩子互動，以改善親子關係。
筆者認為，性別不安青少年的家庭支持需求應受重視。我在網路上看過性別不安者陳述自己如何自小被家暴、言語羞辱、精神虐待、甚至有人離家出走因此被性侵的案例。因此，在面對性別不安的苦主時，不僅當事兒童需要被幫助，連養育他的家庭，那個他在經濟上、孕育他生命成長的原生家庭，也需要人們的支持與關懷。找出性別不安的問題成因，不是為了責難父母管教不當，而是要幫助這個家庭變得更好，重建破裂的親子關係。
不具共識的議題進入國小合適嗎？
其實，《穿裙子的男孩》在國外曾引發爭議。2017年9月，知名超市ALDI上架《穿裙子的男孩》，有位媽媽到超市的臉書留言譴責，引起巨大爭議，許多媽媽認為小說在宣傳跨性別兒童內容，但兒童在性觀念成熟前應受到保護，但ALDI的負責人認為書籍在介紹寬容與自由，拒絕下架。澳洲中文電視台主播盧雄飛指出，他對於小說是否灌輸變裝觀念，他不予置評，但本書對於父親、老師和校長等管教角色，進行負面刻畫，「而無差別的美化孩子的叛逆行為，這種敘事，對處於叛逆期的孩子會帶來什麼樣的引導作用？」
《穿裙子的男孩》的下架，不只是一本小說被下架的問題，它更是關乎「不具社會共識的爭議議題能否進入國小？」。舉例來說，台灣社會在某些社會議題上，仍不具共識，每當相關事件發生時，往往引起人們激烈的爭辯。例如廢死、反核均如是。若人們無法接受國小師長在校園推廣廢死和反核的立場或意識型態，那麼在其他也不具社會共識的議題上，是否需要比照辦理呢？
＊作者政大法研所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