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舊秩序潰散而新秩序紛亂不清的時候，駐東柏林的蘇聯情報工作人員普丁從瓦解了的東柏林回到了動盪中的莫斯科，逐漸嶄露頭角而至掌握大權，他認為，蘇聯的瞬間瓦解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倉促的解體，他說，使得兩千五百萬俄羅斯人，分散在各個前蘇聯國度，一覺醒來赫然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少數民族。他在三十年後出兵烏克蘭，最容易的藉口之一就是，當地的俄羅斯同胞受到壓迫和歧視。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三十年前幾乎就要正式簽約，以巴相互承認，容許巴勒斯坦建國，同時巴勒斯坦停止恐攻，但是當全世界都在屏息期待的時候，以色列一個反對和談的年輕人槍殺了總理。三十年後回頭看，以巴的相互殺戮，三十年來，沒有一天停止過。
百萬人高舉拳頭呼喊而後柏林圍牆崩塌，我看見人們因為欣喜而淚流滿面。莫斯科二十萬人在軍隊可能開火的恐懼中上街示威，吶喊自由，吶喊的人一面喊一面哭。以色列穿著黑衣的母親們，每個週五聚集在街頭，一言不發，用靜默呼籲和平。
但是，在大家都以為和平有望的時候，希望就像個肥皂泡泡，色彩繽紛可愛，但是一吹就破。
為什麼人們當時對未來的樂觀和期待，對證三十年後的殘忍暴力，差距如此之巨大呢？
會不會是因為，在我們為某一種價值的肯定施放煙火、滿城歡騰的時候，我們忘記了一件事：在一個特定結構中，一部分人的獲得，往往是另一部分人的失去，某一種價值的肯定，往往是另一種價值的否定；三十年後，那些被我們忘記了、忽略了、甚至踩在腳下的人，緊抱著他慘痛失去了的價值，衝上前來，造成新的暴力？
之所以將三十年前走過歷史「現場」的文章重新整理出來，是希望，透過三十年的前後對照，新一代的人能體會，如果不認識過去走過的路，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理解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所有的殘酷和暴力，都有來源，都有脈絡。多瞭解一點來源和脈絡，或許我們在抉擇的時候，可以更周全，更體恤，更有長程、宏觀的思慮。
＊作者為前文化部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這個動盪的世界》（時報出版）序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