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邪鬼何為神，二號橋上捉放曹
水炮車雖然在二號橋上沖散了防線，但警察亦開始撤離，於是Lukas轉往一號橋幫忙。
「那時一號橋上的抗爭者，建立了中大的入境處，檢查所有從外面進來人仕的證件。你有看直播？一號橋上建了那座類似堡壘狀的塔，就是我和朋友一起搭建的。大學站對面有個工地，正好有許多建築材料可用得著。
一直守到第二天晚上，中大學生會的抗爭者，與非中大生的勇武們開始爭拗，說誰該聽誰的，也有抗爭者開始懷疑誰是臥底誰是鬼。勇武們心灰，於是嚷著大撤退。凌晨一兩點，我就跟著大夥，在六條柱附近的山邊離開，回家休息。」
除了指揮權的爭拗外，Lukas認為最主要的導火線是，當時在二號橋上接受傳媒訪問的幾個抗爭者，竟擅自提出重新開放，一直被他們封鎖了二號橋下的吐露港公路，讓車輛通行。
「其實這只是那幾個人的決定，並不是所有在場勇武們的集體決定。二號橋是所有勇武一起打了一晚才奪回來的，這麼多人受傷，怎能你說放就放？還要直接跟記者宣佈？那就變成不放不行，所以大家決定散了。
基本上，我們是以不對等武力去跟這政權對抗，毫無籌碼，而吐露港公路就是唯一一條從大埔出沙田的高速公路，二號橋橫跨吐露港公路上，這是我們難得有的籌碼，怎能夠這麼輕易就放棄？
嚴格來說，不應該守甚麼陣地戰，始終會物資短缺。但中大確實有利防守，因為警方只有一條路可攻入來，大學站亦只有一條隧道，用雜物堵住就可，山路也很少，易防守。加上當日下午拉了幾個人，在場的人都情緒激動，才決定堅守。後來重看，是應該撤的，因為警方最後也會把所有路封鎖，要是守太久，還是會變成理大那情況。」
沒說投降的投降
在中大打得最激烈的那兩個晚上，紅磡的理工大學已有人提出要堅守。
Lukas十四號凌晨，離開中大後回家休息。然後同日黃昏，就和一起守中大的朋友進理大。這次他索性不拿上那頭盔，怕沿路被截查。
「黃昏時，警方還未包圍，可正常出入，也沒甚麼衝突發生。我和七、八個手足組了個臨時團隊，出去尖東Neway卡拉OK附近，裝修一下星巴克和其他藍店。星巴克都拉下了閘，我們就強行撬開，進去內部裝修。本還想裝修多些藍店，可是商場保安開始過來，只好撤退。」Lukas對於裝修藍店和中資店鋪早有經驗，他在自己所住的區內，也不時參與破壞親共陣營的商鋪。
理大頭幾天相對平靜，除了偶然出外裝修，Lukas大部分時間，都是去幫忙做汽油彈、設路障，以及輪班守天橋；其餘時間則跟不相識的參與者，彼此訴說分享抗爭經歷。
「我守的那條橋，正是後來燒掉那銳武裝甲車的地方。為了防禦警察攻進來，每更至少有三四十個勇武在守。」
每個抗爭老手，都有自己關於製作汽油彈的配方。Lukas不像第二章受訪者的晶晶那樣加顏料和糖粉，反而專注於天拿水混合白電油。「我覺得這樣效果最好。」
物資從四方八面運入。Lukas估計，當時校內大概有一千人左右，以食品和其他物資的充裕程度，絕對足夠所有人留守一個月以上。
可是後來出現的撤退潮，Lukas認為，物資雖然足夠，卻敵不過心態上的壓力。許多當初一股激情進來的中學生，因為手機沒電，無法聯絡外界，情緒就變得不穩。
「要是沒發生尖東十萬人聲援那一晚（十八日），可能狀況還好一點。正因為那事發生後，裡面的人就會想，連十萬人都不夠那千多個防暴警察打，我們只有幾百人，如何有勝算呢？」
當初網上有不少人激昂慷慨地要大家湧去守理工，都說這是End Game，是香港阿拉莫（Alamo）之戰。只是大夥進去時，抱著阿拉莫般蓋天豪情，卻並非每人都持阿拉莫之死守決志。
「其實沒有這種心理準備，就不應該進來。要是Poly是第一次打，沒心理準備還能理解。但已經經歷過中大一役，你進來，就得有以死相搏的決心，如果沒有，根本就不應該進來。你沒有這準備，又要驚，又要守，又要走。那你進來，只不過是打卡，浪費了前線的努力。你雖然沒講投降，但已經在做著投降的事，這就已經輸了。這麼多人因為你們進來而受傷，這樣是辜負了他們的犧牲。」
Lukas自己因同行戰友中，有未成年者，最後他亦選擇跟大家一同撤離。
流亡中的幸運兒
理大出來不久，Lukas決定，與跟他進中大理大的手足一起逃亡。
「母親希望我走，父親也沒責怪我，只埋怨為何明知不夠打，還堅持與警察對抗。我反駁他，正因為知道不夠打，才要去跟他們抗爭，不然只會一直被共產黨壓迫，沒有機會突破這個困局，問題只會一直惡化下去，我爸沒再說話。說起來，他也不是很藍，只是希望安於現狀。」
守中大和理大時，Lukas每晚和女友通電話。她說不敢看直播，因為害怕在電視中，看到出事和被捕的那個是他。他倆一起已經五年，這是Lukas第三次拍拖，彼此在追韓國少女組合的粉絲團裡認識，大概當日一起追逐韓星時，壓根沒想過日後會成為政治流亡者。
Lukas可算流亡者中的幸運兒，女友雖沒上前線，但為了他，也轉往台灣升學。二○二○年暑假，Lukas暑期工賺到錢，買了輛電單車，載女友到北部旅行，也到過台中的六福村和麗寶樂園。他說女友雖然沒案在身，但也選擇不回港，寧願等家人飛來台灣探望她。
「她過來，純粹只是想跟我一起。我們現在計畫是，在這裡念完大學，就申請到加拿大，不是因為有親戚，而是聽說只要找到工作，我們入籍條件是最快的。我個人覺得，台灣這個地方好像也不宜久留，這四年有蔡英文，之後呢？根本無法保證後面接任的是甚麼樣的政黨？我擔心的，是萬一親中政黨上台，我們這些流亡的，就隨時會被捕或遣返，所以我才打算離開。英國不太想去，我不信英國人，美國又好像不穩定，都自顧不暇，所以加拿大好像比較適合。現在沒必要，也不打電話給香港家人，免得被國安監聽。目前還幸運，國安沒來過，希望接下來也不會啦。」
在台灣的日子裡，Lukas認識許多同樣流亡的手足。他感覺基本上可分成兩大類心態。
「一種是依然對運動充滿希望，很有衝勁，時刻想著要反攻香港繼續打，覺得是快要贏了；另一種像我，早已看清楚，根本沒有贏的可能。其實現在發生的事情，早就預料到，只是早了到來。目前只能希望臨死之前，在煲底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的示威區找回我們最後應得的尊嚴。和大夥談過後，我發現我算是少數的後者。
前者很有趣，即使二○二○年立國安法，全港有不少區發起大遊行，當時他們還一心想著要回去幫手打，還圍在一起說，可能還有希望，要不要大家一起去買機票，甚至計劃打完後，再坐飛機回台灣。
我看到他們這麼激動，實在不忍心潑冷水，於是好言相勸說：『慢慢來吧，將來還有大把機會的，現在先好好讀書，再找機會回去也不遲，在外國做到的，一定比在香港更多。』」
人在頭盔在
我忍不住問Lukas，到底他認為，這些流亡者是真心相信，還是只不過口頭宣洩？
「不知道。」他想了一會說：「大概兩者都有吧。即使和我一起流亡來的朋友，他在這裡鍛鍊的，不是提升知識，而是體能上的實力，還終日幻想要回去幫忙。但一個人再健壯又有甚麼用？只是我從小學就認識他，過去他是個不敢表達自己，和不太積極的人，現在看到他一個人來到這裡，又那麼積極有目標，我也不太好意思跟他坦白。」
整理訪問錄音時，我忽然想起一個聊了幾次的話題。就是他那頂價值八百元，還害他差點被警方逮捕的頭盔，現在到底在哪呢？
「走的時候好匆忙，甚麼人都沒通知，只跟爸媽說了。後來我擔心有國安上門調查，於是越洋叫朋友到我家，把衣服、玩具、電腦，以及所有跟抗爭有關的東西都拿走，將來即使有國安警察上門，我也只是個去了留學的普通人。
所有跟運動有關的東西都丟了，但只留下了那頂戰術頭盔，現正正放在我一個好朋友的家。我一直記掛著它，之前有想過請朋友把它寄來台灣，留個紀念嘛，但又怕害朋友出事，因為現在這些戰術頭盔，都已成了戰略物資違禁品，寄的話可能會惹麻煩，所以還是先讓他保管著。」他苦笑了一下：「總有機會拿回的，總會有的。」
＊作者楊威利修 Yeung Willie Sau ，香港匿名抗爭者，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參與物資及後援活動，因緣結識前線抗爭者，及後離港。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香港秘密行動》（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