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這樣經營的經費從哪裡來？
林彥邦：都是從訂閱來的。那僅僅足夠讓我自己沒有餓死，但是就只有這樣，所以每一次我要找freelance的時候都是一個很重大的開支。
DW：怎麼緩解壓力？你聽港樂嗎？有沒有什麼歌是你覺得很符合現在一個人做香港新聞的心情？
林彥邦：如果你問我這一年多，我有新認識了一些歌曲，碰巧都是My Little Airport。
他們有兩首歌，當然本來是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很多年後，我也是最近這兩年人家介紹我才認識他們這兩首歌，我覺得反映了一些感受，其中一個是〈那陣時不知道〉。自從我曾經有一次把這個歌跟那些事情連在一起以後，每次我看到那些畫面，有時候都會想起那個歌詞，就是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原來那個時候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要你已經失去了以後才知道。
另外一個是，我曾經做過一個暴動案件的男生跟我分享的一首歌，名字好像是金鐘地鐵上的人（注：〈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 。
那是另外一種情緒，它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已經到了某一個位置的人，會忽然之間忘記了自己曾經都是被壓迫的那一群？我年紀比較大了，今年差不多40歲，但那個學生他才23歲，這個是他們那一代人很憤怒的一個責問：為什麼？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去多走一步？
DW：你覺得台灣的新聞環境有可能承接香港媒體人嗎？有什麼優劣勢？
林彥邦：台灣的朋友不覺得他們需要去捍衛什麼新聞自由，他們沒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覺得有需要去讓新聞環境變得更好，因為對於你們來說就是百花齊放，非常自由，甚至太過自由的傳媒環境是自由擁有的一件事情。自由其實跟空氣很像，只有它不存在，你才知道原來它曾經存在過，還有它其實是這麼重要。在台灣基本上做什麼都可以的時候，人們不需要、也覺得不必要去保衛這個東西，或者說讓他變得好一點，或許業界裡面有人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普羅大眾不覺得。
香港人忽然之間覺得新聞自由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或者說我們應該要去保護記者等等，這些都是在2019年之後才發生的事。但是他們那一種保護的方法、他們的想法是錯的，具體對於記者的功能、社會角色的理解都是錯的。他們覺得記者是運動的一部分，剛才我說過我討厭「中立」之類，但是有一些我還是覺得是對的，就是我不是一個運動的參與者，我是一個記錄者，這個永遠不變，但是我有沒有在我的報導或者記錄裡面去提倡一些我認為是對的價值？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代表我是一個參與那場運動的人，這個真的不是，但是公眾就是這樣想。
台灣...該怎麼說？我不希望你們有一天要走到大家覺得保護新聞自由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那一天來到，應該出了很大的問題，應該是受到很大的威脅，人民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我希望那一天永遠都不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