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經濟鷹派也比新雷根派留下較大的談判和妥協空間。屈維斯與米勒提到，無黨籍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警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敵意就像911事件後急於投入「反恐戰爭」，並認為民主和獨裁主義對立也會出現在國內，所以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有敵意是錯誤，甚至會傷害到美國的民主。
他們也說，部分國會議員擔心更多辯論反而加劇對立，因此保持沉默，也可能是擔心被視為軟弱，並稱新雷根派和經濟鷹派的看法都很明智，且美國國會過去5年所做的事，讓美國在長期競爭中處於更強健的地位，只是做得太超過就有風險。
屈維斯與米勒提醒，若是能向選民展現強硬態度、奮戰精神的機會，部分共和黨人可能會甘願對中國採取敵對關係，而如果能促使尋求的產業政策通過，一些民主黨人也會接受與中國敵對的關係。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內因素會增加高估其他強權的敵對意圖，就算能採取和解方案，國會也會選擇強硬政策。
他們直言，中國也會嚴肅看待美國國會動態，以此推促美國未來行為模式，並制定因應策略，且中國國際關係專家王緝思說，「許多中國的觀察家深信，美國因懼怕和嫉妒，促使採取任何圍堵中國的方法」，而中國從美國國會聽到的言論，恐怕是驗證其想法。
不過米勒和屈維斯強調，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10月率領跨黨派同僚訪問中國，顯示部分關鍵國會議員準備好冒險穩定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且考慮用不同的方式。他們稱，國會並非決定中國對美國看法的唯一因素，但其發言和行為相當重要。
屈維斯與米勒指出，國會擁有執行管理長期競爭的關鍵戰略的權力，加上中國在聽美國國會的言論，還有國會的趨勢及思潮會形塑及反映國家更廣泛的知識潮流。他們強調，美國和中國競爭的問題在於能否保持在理智線內，而威懾對達到穩定目標能發揮作用，任何權宜之計有時只會帶來激烈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