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往往把銀本位確立歸功於明代，但明代官方對銀的態度分外矛盾，經歷了從最初抗拒到最後接受。他們剛開始沿襲元代做法，試圖用紙幣代替銅錢和白銀，在大明寶鈔的設計中，基本態度就是民間金銀只能賣給政府。
禁止白銀是為了推廣紙幣，不讓白銀與紙幣競爭，反過來說，紙幣的沒落與退出，則源於白銀的勝利與地位的確立。根據經濟學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紙幣的退出存在臨界點，也就是十四世紀九○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銅錢流通被暫時禁止，但到一四○○年紙幣已經跌到了其面值的三％，即使明朝官員自身也怨聲載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歷史發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為唯一，貨幣更是如此。明初的白銀禁令其實一直沒有被嚴格遵守，尤其是所有濫發紙幣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貶值問題。到了明英宗一四三六年登基之後，不得不「弛用銀之禁」，《明史》記載「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此後對此也有反覆，甚至「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最終到明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宣布「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從此，白銀正式獲得應有地位，完全貨幣化，成為十足的貨幣。事實上後來俸祿也逐漸白銀化，明朝最終邁入銀本位大門。
歷史的政治皮肉肌理之下，稅賦始終是歷史變動的主要動脈，而貨幣則是其中的綿密經緯。明代白銀禁而未止，首先在於白銀證明了自身適用性。帝國需要賦稅維持，而「一條鞭法」之類的改革使得田賦徵收更有效率。「一條鞭法」經張居正於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年）推廣到全國。關於「一條鞭法」對於白銀的影響，學界很早就注意到，比如經濟學家梁方仲教授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曾指出其不僅在田賦史上是一大樞紐，更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從此田賦的繳納才以銀子為主體，打破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清代思想家魏源則認為，宋明之前，白銀不是貨幣，稅收由錢糧改白銀導致了白銀的全面流行，「宋明之前，銀不為幣……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
銀本位表面與「一條鞭法」直接相關，事實上也與白銀流入存在隱祕聯繫。「一條鞭法」的推行意味著以往的徭役和其他雜役等折算成銀兩繳納，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政策最早從東南沿海省分開始推行，原因在於那是白銀浸潤之地，「那裡銀子充裕，同時由於大規模的貿易和商業，在商業事務中長期以來都願用銀兩」。隨著這一政策推廣到全國，銀本位逐漸得以確立。
帝國政權的經濟命脈在於金錢，潰敗總是先從財政開始，又以財政結束。無論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還是日後鄭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筆意味著需要經濟上的支撐，這些變化使得白銀在官方系統中有機可乘。以遷都為例，明初百官俸祿原本是江南官田，不久後改為祿米，中葉之後更是部分改為錢鈔。永樂遷都，導致京師官員俸米支取不便，不僅要憑俸帖支取俸米，而且往往折價。宣德年間（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年）江南一帶推行金花銀折納田賦，所謂金花銀本來是足色有金花的銀兩，後來成為全國折糧銀代稱。到了明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更是推廣金花銀法，銀開始成為稅賦的主角，又過一百多年後才經由張居正改革而完成田賦的白銀化。
十五世紀初明代政府終於放棄大明寶鈔，承認白銀的地位，稅收也用白銀支付。白銀終於成為主角，日本、美洲白銀大量流入，萬曆年間明代也大開銀礦。學者強調，明代這一期間的「煉銀熱」趨勢與世界同步，日本、德國當時也是如此。
當時的明人筆記裡記載了對於鈔票和白銀截然不同的高下評價，「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浥鼠嚙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除了禁白銀，明代也鎖國，甚至禁耕沿海土地，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號令「寸板不許下海」。白銀禁不住，禁海也未必守得住。十五世紀明代宦官鄭和七次下西洋在歷史上耳熟能詳，民間更是風行走私，對外交流貿易的民間潛流一直存在。中國和歐洲、美洲的貿易關係也在十六世紀締結，從此延續百年。
從後代來看，太祖的禁令近乎空文，無論是針對白銀還是出海。這二者其實存在邏輯關係：白銀地位在明朝得以鞏固，進而成為明清的價值標準，離不開海外白銀的巨量流入，而對外貿易也助長了這一趨勢。經濟學家全漢昇對古代白銀有很多研究，其研究也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他將白銀放在中國歷史中對比，唐末至北宋中葉是錢幣使用最高潮，而到了明朝中葉，白銀逐步得到認可，尤其是從政府收入可以看出銀錢比例變遷，其結論是自宋至明，政府收入中錢數越來越少，銀數則越來越多，印證「用銀而廢錢」的趨勢。
中國貧銀，產銀不多，明代白銀貨幣從何而來？一個公認的決定性原因就是十六世紀以來的白銀流入，正如魏源所言，「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為幣」。
中國自產白銀集中在雲南，宋代《天工開物》就有記載，「凡銀中國說出……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正因如此，有日本學者認為明代天順（一四五七至一四四六年）之後的白銀主要是雲南白銀，隆萬（隆慶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萬曆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之後，多來自海外，呂宋（菲律賓島嶼）為主。除了明代產銀之外，實際上明前數代尤其宋代產銀量也不小，遠多於明代。學者宋菱菱估計，南宋時期每年流入國庫的金銀量高達三百萬兩，學者綜合各方估計，認為宋代末期白銀總量約為一億至一．五億兩。不過這些白銀並沒有都留在中國，元代用鈔，嚴禁用銀，而西域各國傳統用銀，其價格遠高於中國，因此中國白銀在元代大量經由絲綢之路外流至西域各國。據日本學者愛宕松男估計，元代中國流失白銀高達九千萬兩。若如此，宋末白銀留存到明代的數量恐怕只有三千萬兩。即便如此，這一數量也高於明代自身產銀量，後者估計為一千五百萬至兩千五百萬兩。兩者合計，明代本土白銀約為五千萬兩。
相比之下，來自日本、南美與歐洲的白銀在明代白銀大潮之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全球化的觸角，始終因貿易而勾結。首先是葡萄牙人幾經努力之後，終於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而澳門的存在一直是明清連接世界的重要門戶之一，將中國與全球化齒輪加速下的世界聯繫在一起，而其中的「潤滑劑」自然就是白銀，而且是持續流入中國的白銀。這種貿易模式甚至被某些學者總結為另一種「納貢」：「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但是，中國依賴白銀的程度，其實遠遠重於西方依賴中國的絲茶，尤其在白銀成為日漸貨幣化的中國的重要經濟血液之際，無論當時的歐洲人還是中國人，對於這一重大歷史真相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從晚明開始的一連串悲劇，這將在後面詳細論述。
更加重要的是與菲律賓的貿易，這裡不得不談西班牙人。當然，這並非源於他們對於貿易的貢獻。「東方世界的發現者」葡萄牙人與中國交往之後，澳門在數百年裡成為各國貿易基地，此後「世界的發現者」西班牙人也來到了東方，據說種牛痘就是他們在十九世紀初引入中國的。對菲律賓的貿易興旺背後是中國商人勢力的崛起，這些商人大多是福建人，來自廈門、泉州和福州。根據記載，西班牙人對此不安，又不得不在貿易方面倚重中國人，曾經在一六○三年、一六三九年屠殺中國商人，受害者數以萬計，而人數限制、人頭稅、驅逐都不能阻止中國商人的繼續增加。
西班牙人占領南美大陸之後，獲得巨量白銀礦藏，從十六世紀開始，來自南美的白銀從不同渠道流向全球，其中菲律賓成為白銀流入中國的重要中轉站，不僅匯集了來自西屬拉丁美洲的白銀，也包括從歐洲轉道南洋的白銀。
全漢昇估算明代從菲律賓輸入中國的白銀為七千五百萬比索，約為六千萬兩。而在一五七一至一八二一年，有人推算「拉美運抵馬尼拉的白銀共達四億比索之多，這些白銀主要用來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然後運往拉美出售，所以大部分白銀流往中國」。另外根據中國學者錢江的測算，一五七○至一七六○年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達到三億億比索，甚至當時西班牙人在一六三九年如此抱怨，「中國皇帝能夠用從祕魯運來的銀條建一座宮殿，這些白銀的運出都沒有登記，也未向西班牙國王繳稅」。不少學者認為，由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不少於兩億比索，折算為七千兩百噸。
除了菲律賓，不少白銀到了歐洲再繼續流向亞洲。沃德．巴特雷認為一四九三至一六○○年世界銀產量兩萬三千噸，美洲產量占七四％，七○％輸入了歐洲，而其中四○％流到亞洲。學者萬明估算一五七○至一六四四年美洲白銀總共約有一萬兩千六百二十噸流入了中國。弗蘭克的估算比較誇張，他認為一五○○至一八○○年歐洲從美洲收到九．八萬噸白銀，其中三．九萬噸運往中國，五．九萬噸留在歐洲。總體而言，除了日本白銀之外，共識是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美洲白銀流入了中國，各種估算大體都在這一區間之內。根據各方研究，合計大約有兩億兩白銀流入中國，極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國經濟的白銀化。
＊作者徐瑾為中國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著有《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