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去鹿港給李棟樑上香，腳蹤回返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同行者的一雙鞋跡，踏過鎮街偶而灑落在街巷間的午陽，光與影讓記憶回返過往…。在鹿港，彷彿再次走進「李壽春香鋪」，時間在長廊的另一端招手。
這是李棟樑祖先的遺產，是他的家。我們來給他上香。香鋪已經在30年前收掉招牌，改為日常民居。靈堂就在居家門口，往生遺照掛在很是民間儀式的繁花裝置圈中。陽光下，不曾感到太多悲傷，反而是一種回憶情境下，往生者像似在我們眼前又活了過來。
慰問的話語，在鄉村尋常百姓的婚喪禮俗中搭著彼此的眼神；然而，悲傷幾乎一開始就是沒有的，我們熱絡地談起：幾乎每次都免不了曲著手指算起的年份，起落的表情穿梭在時間廊道裡，像似陽光刻意在廊外拉開了話題。
最先是我從卡其包包，取出封面印有一禎歌仔戲演員特寫黑白照的雜誌，引來眾家目光。「這看起來是你…媽媽，應該是你…」健談的女兒從法國回來奔喪，看見雜誌上那張黑白照，有一位中年婦女在櫃檯上賣香，直呼就是伊的母親。眼前的母親與遺照上的先生同齡，滿髮鬢白，85歲神情奕奕，收拾著悲傷。半信半疑地，老嫗回著：「是…我嗎？」兒子立即接上話：「是媽沒錯，那年二姊剛上大學，我讀高中，爸爸每天在鎮街上發傳單，家裡的香都是媽媽在賣…。」
一個小鎮，以古蹟聞名遐邇，也以蚵仔讓人流連媽祖廟前，怎會在一夕之間，以環保運動名噪全台，而且抗爭的是；尚未前來建廠的跨國企業---美國杜邦公司的二氧化鈦汙染。回想1986前後。其實，對於海邊起蓋的彰濱工業區，鎮民理解多少，總是有待進一步將理念宣導出去，李棟樑這時現身了。「我爸爸得到鄉民的愛戴，來家裡折傳單的鄉民，早上出門討海，中午一過，就到香鋪來…」一旁的二兒子也加入討論。
這之前一夜，我在居家書架上將報導反杜邦的《人間雜誌》抽出來，從左下角的標題，又看見「鹿港反杜邦運動」中自己的身影。剛從義務役少尉軍官退伍，勤於筆耕不墜，仍列調查局竊聽對象黑名單；也憶起一個壯碩、豪邁卻又總是在靦腆中堅持抗爭的身影，他是李棟樑。那年，以「風雨大杯酒」的標題，他登上雜誌得頭條。是的，1985，夏日，我與報導攝影家蔡桑(明德)經常出沒於鹿港「李壽春香鋪」，那是李棟樑祖先的遺產；他拍攝，我訪談。激盪的報告攝影與文學現場，重返腦際如波瀾。
現在，同行的不是攝影家，而是衝在第一線的社運先鋒。「還記得這街口嗎？」我問同行的夥伴。他笑了。那一年還年輕，他踏上宣傳車高聲吶喊：「有一天，鹿港人民會在自己的家鄉，有尊嚴地站起來…。」前方數百名鎮暴警察，封鎖整條街道。記憶中，對峙繃緊的些許陽光，散落在鑼鼓喧天的小鎮，激盪著歲月安好的日常街頭。
那一個日午，小鎮沿著媽祖廟街口的葉蔭，一路綿延下來的神轎與佛雕店家，都紛紛關上門扉，或者警惕著街上的喧囂。整條中山路與民路口，在陽光下遮蔽戒嚴的天空。他，一個屢被趕出校門的鄉村教師，激切中憤怒的臉孔，映現在噙著眼眶的淚水中。那時，他和他在高中教學時的班上學生，都在鎮暴警察的包圍中。
學生或許想著：「若不是這個差些被我蓋布袋的老師，即時帶我回到我家鄉抗爭的現場，我可能還在道上的槍聲中，閃過每一個雨夜，突而來襲的警笛聲。」然而，時間有所改變，青春有所改變，師生二人投身反杜邦運動，改造了解嚴以後冷戰風雲持續籠罩的戰後台灣社會。
今日，我和他們師生二位，前來李棟樑家中上香。三人行，我、盧思岳和陳文彬，不曾忘卻曾共同參與的鹿港反杜邦運動，我並在《人間雜誌》陳映真老師的導引與趨力下，來到掀起戰後台灣反跨國公司汙染重要一役的現場。報導攝影仍在，紀實文字仍在，被攝影者的聲音與談話，在時間的隱蔽地帶，如浪潮激湧或退逝…然而，記憶，永遠在血液間流淌。
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在一場運動中結識各方江湖的李棟樑。我們在喪家門前尋常的靈堂前交換著話題，桌上擺著《人間雜誌》。雜誌裡的一篇標題為：［風雨大杯酒］，這是將近四十年來，每回提及反杜邦運動，必會引用來形容李棟樑的五行詩。因為，他的豪邁與酒量，幾乎與反杜邦運動畫上等號。這等號的背後，來自他居家的大廳有兩副對聯，是鹿港已故國寶級書法家施得英先生相贈的書法。「那時，我們都會將「弋」字唸作「大」字，因為這原本是于右任的知名書法：風雨一杯酒 江山萬里心…」女兒還在手機裡找著這兩行詩的「典故」，豈料一下就在手機屏幕蹦出緣由來，我直說：「棟樑兄來參加我們的談話…為大家釋疑了！」
這「典故」不說，有些說不過去。話說原本是「風雨一杯酒」，在施得英先生的筆下這「一」字卻成了被看作是「大」字的「弋」。學問就在這裡，詩經［女曰雞鳴］中「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弋」指的恰是繫繩的箭，射下雁鳥後，由新婚妻子去烹煮，飲酒共享。所以，風雨大杯酒，已經由「一杯酒」，在添增新意後，轉化為「弋杯酒」。「換言之，也可說是：在外大杯酒，在家弋杯酒。」我這麼說著，感到鹿港文人傳承的風雨與陽光，在一幅書法與其延伸的形容中，無所遁形。
是的。
有些記憶隨時間或許淡化，另有些是選擇性忘卻，因為記憶不堪，令人溺斃於汙水爛泥；然則，有些記憶，永遠在血液間流淌，既有盤旋，也有蜿蜒，都已流向已知與未知。這記憶於我，當中的一件，便是鹿港---作為非僅僅是地理空間的小鎮，當然也並非耳熟能詳的古蹟古物或者馬祖廟的傳奇；至於，歌曲裡的鹿港小鎮，當然繞樑不去，卻也並非當年腳蹤前往的一步與另一步。
時間，駐足於鹿港中山+民權路口，當年抗爭最後聚焦那道隱形線上。我想起另一趟海岸線的奔馳。
一趟海岸奔馳，我們依循慣例，搭乘好友顏山揚的座車子前往，同行的，除了年輕記錄片工作者蔡承哲及他的攝影助理外，還有多年好友蔡明德，我們稱他：「蔡桑」的報導攝影工作者。蔡桑笑了起來，當車馳疾行在高速公路上，從後座，我望見他熟悉得令人想念的笑容。窗外是河海大排，大排的另一側，偌大的、見不著底線風景的彰濱工業區，廠房與倉儲林立中，就是不見美商杜邦公司的廠區…。
蔡桑笑了，我也笑了…這「笑」，也不無複雜的內裡，因為，我們曾經在將近四十年前的1986年，經由報導的介入，經由與民眾的共同學習，經由在第一線抗爭的弟兄們，寫下了戰後台灣，以民眾為主體的反跨國公司污染入侵的首要篇章：「鹿港反杜邦運動」。
「蔡桑，乾杯！」我心頭默唸著。回想著匆匆便消逝而去的時間。時間內外，他不善言辭性格中表現出來的、對於攝影之於底層生命的直擊，以及直擊之後，必然歷經的掙扎、困惑…還有，最重要的，甚至不須多一句言說的堅持及信念。「要按怎講…要講啥咪…」蔡桑的口頭禪。
片刻間，我也想起多年未見的李棟樑和粘錫麟。但，這片刻，已是2015年的夏秋之交，我們沿著海岸線朝南，前往台西村啟動「返鄉的進擊---台西村證言劇場計畫」，在大城鄉下交流道之前，必經當年［鹿港反杜邦運動］的「彰濱工業區」，現下是海風浪起的臨海大排。然則，粘老師已離世多年，傷慟；今日，從蔡桑寄來的訊息中得知：李棟樑也辭世了。盤桓在我腦海的景象恰是：反杜邦的鹿港民眾，搭乘遊覽車到總統府一遊，阿公阿嬤如遊客一般下遊覽車，突而拉下外套拉鍊，便從胸口抽出一塊塊寫著「怨」字的紙板，在總統府廣場繞行，警察哨聲響徹偌大的凱道廣場，街樹都不安寧…然而，瞬時間，抗爭已經完成。
這確實像似1987 解嚴前夕，由鹿港李棟樑帶領，在總統府廣場發生的「證言劇場」，由鹿港民眾親身演出。
時間轉個彎，回返2015年那一天，我們來到台西村的庄頭廟口，在海風口的路燈下，和八位年邁的農漁民做身體與敘事的練習，預計一年後的戲劇收成。晚上十時，練習告一段落，在相約明日見的招呼聲中，人漸散去，留下孤單廟宇門上的兩個守護神，神彩飛揚，怒目相視。面對的是河堤外、濁水溪對岸燈火通明且冒著濃濃煙霧的巨獸：六輕。
從鹿港到台西村，風吹著逆向朝前的臉，我們的臉。我問著同行的夥伴，想些什麼？他望著窗外接連逝去的光景，久久沉默。我腦海中翻閱著在《人間雜誌》的報導。有一個現場是：有幾個清晨，我和蔡桑跟著粘秋雄兄弟一家下到海坪去，我在報導一文中的一個小小的段落裡，這樣寫著：「阮這插蚵不插在泥沙裡，見陽光的蚵，粒子肥，味道鮮嫩…。杜邦再來，這片蚵坪，雙手捧著送人，怕也沒人要囉。」
這也讓我又回到台西村，那每每在夏日的酷熱又在冬寒的料峭中，顯得荒蕪的日午。稻田旁的十字路口，馬路上或者蒸騰或者蒸發著的柏油路上，架起掿大一面在鷹架上兀自表情僵硬的選舉看板，風與機車就這樣「咻」的一陣呼嘯而去。
時間與人，在土地的哪裡？我兀自問。天，只是沉沉地遠去，半朵雲采不留。
我想起在濁水溪出海口的古厝前，一起登台的七位老農與一位母親。我們的「證言劇場」，恰沿著出海口的水勢蜿蜒朝向海天之際，朝向母親在台上的證言：「再也看不到那些翻飛的海鳥了…，」
時間往返，回到上香現場。這時，閃過我腦海的卻是另一個畫面：李棟樑的二兒子，拿起收機中的一張照片。他說：「前年我爸爸染疫，躺在病床兩周後，突而有一天說，他一定要站起來…。」跟著話語，女兒即刻說：「他真的就這樣站起身來，高大的身形，雖然歷經疫情折磨，勉力站起的身姿，立刻讓我想到我大學時候心目中愛鄉愛土犧牲自己利益的父親…。」
這席話，無比平凡，我聽不厭且觸動著我，同行者也抬起側目的眼神，在他居家素樸而顯得靈氣的靈位前，再次與棟樑兄，用「鹿港人的眼睛」(人間雜誌另一篇標題)來看鹿港。而天地，就是當年以風雨中的大杯酒，從一個小鎮透視出去的：文明與發展所帶來的「犧牲體系」的龐大代價。心頭也想著：台西村備受六輕pm2.5的汙染，至今不也是這「犧牲體系」的一環嗎？
臨別前，不忘再去棟樑兄的靈堂前鞠躬：遠行，是新生的啟程。珍重。
＊作者為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80年代中期投身報導寫作，參與社會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