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可以消耗的產能是有限的，否則將開始浪費金錢。這個國家需要另闢為民眾創造繁榮的方式。
「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法塔斯教授說。「舊的模式行不通了，但若要改變重點，你需要進行認真的結構和體制改革。」
他認為，譬如，如果中國希望金融行業能刺激其經濟並與美國或歐洲競爭，政府首先需要大幅放鬆監管，將大量權力讓渡給私營企業。
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加強了對金融業的控制，斥責銀行家「西化」的享樂主義，並對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展開整頓行動。
這反映在青年失業問題上。在中國各地，數以百萬計受過良好教育的畢業生難以在城市地區尋找體面的白領工作。
七月份發佈的數據顯示，16歲至25歲的年輕人中有21.3%的人口失業，創下歷史新高。次月，官方宣佈將停止公布這些數字。
法塔斯教授認為，這證明了一個「僵化的中央集權經濟」難以吸納如此多的勞動力。
當你想建造一座新橋時，自上而下的系統是高效的，但當大橋已經建成，而人們仍需找工作時，這個體系就顯得尾大不掉了。
政府現在會怎麼做？
經濟方向的轉變需要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從中國共產黨最近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和習近平的黨內集權來看，這似乎不太可能。領導層可能會說，這毫無必要。
在某些方面，中國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只有與前些年的驚人高成長率相比，目前的成長率才算得上「緩慢」。
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平均年成長率約為9%。到2023年，這一數字預計將降至4.5%左右。
這是一個很大的降幅，但仍遠高於美國、英國和大多數歐洲經濟體。有人認為，該數字對中國領導層來說正合適。
西方經濟體傾向於通過民眾消費拉動經濟，但北京對這種消費主義模式持謹慎態度。它不僅被認為是浪費，而且是一種個人主義。
推動消費者購買新電視、訂閲流媒體服務或外出度假可能有助於刺激經濟，但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或與美國的競爭幾乎沒有幫助。
從根本上說，習近平想要成長，但不是為了成長而成長。這可能是最近半導體、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等尖端產業最近蓬勃發展的原因，這一切都使中國保持全球競爭力，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
這一想法也可以解釋政府對經濟衰退為何反應有限。到目前為止，它只是做了一些小修小補，例如放寬融資限制或降低利率，而不是用海量資金救市。
雖然在華外國投資者憂心忡忡，希望政府盡快採取行動，但政府負責人似乎在玩長線遊戲。
他們知道，從紙面上看，中國仍有巨大的成長潛力。它可能是一個經濟強國，但平均年收入仍然只有12,850美元。近4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地區。
因此，一方面，不受選舉週期的束縛，使得中國可以並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但另一方面，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威權政治體制與匹及「高收入」國家生活水平所需的那種靈活、開放的經濟並不相容。
習近平可能將意識形態置於有效治理之上，或將控制置於實用主義之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在經濟形勢良好時，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中國走出三年的「清零」政策，許多人苦於找不到工作，家庭住房價值暴跌，情況就不同了。
讓我們回到拜登「定時炸彈」的比喻，它暗示了內亂，甚至更嚴重的是通過鋌而走險的外交政策行動以進行應對。
不過，目前這些純屬猜測。中國過去曾經歷和走出過許多危機。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領導層現在正面臨著一系列獨特的挑戰。
「他們擔心目前的情況嗎？當然，他們看到了數字。」法塔斯教授說。
「他們明白需要做什麼嗎？我不確定。我猜他們忽略了某些對中國未來至關重要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