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六個月，中國經濟有一連串壞消息：GDP增速緩慢、青年失業率創新高、外商投資低迷、出口和貨幣疲軟，以及房地產行業陷入危機。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描述為「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並預言中國國內的不滿情緒將與日俱增。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則反擊稱，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
那麼，拜登和習近平誰是對的呢？通常情況下，答案可能介於兩者之間。
雖然中國經濟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崩潰，但該國面臨著巨大而深遠的挑戰。
房地產危機和貧困家庭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是房地產市場。直到最近，房地產仍佔中國全部財富的三分之一。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新加坡分校經濟學教授安東尼奧·法塔斯（Antonio Fatas）表示：「這沒有意義，毫無意義。」
二十年來，隨著開發商掀起私有化浪潮，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蓬勃發展。但危機在2020年襲來，全球疫情的爆發和國內人口萎縮都不利於持續的建房計劃。
政府擔心中國會出現2008年美國式的崩潰，於是對開發商的融資設限以「去槓桿」。但這很快導致許多房企欠下了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卻無力償還。
現在，民間住房需求大幅下降，房地產價格暴跌。這讓擺脫了三年嚴格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中國房地產業主變得更加貧窮。
「在中國，房地產實際上就是你的儲蓄。」資產管理公司法盛（Natixis）的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ia Herrero）說道。「直到最近，這似乎都比把錢投入瘋狂的股市或低利率的銀行賬戶要好。」
這意味著，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在疫後沒有出現消費熱潮或重大的經濟反彈。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清零之後，中國人會瘋狂消費，」加西亞-埃雷羅說。「他們會去旅行，去巴黎把艾菲爾鐵塔買下來，但實際上，他們知道自己的積蓄正受到房價下跌的衝擊，所以他們決定留住手中的現金。」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房地產之痛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緩解。
有缺陷的經濟模式
房地產危機也凸顯了中國經濟運行方式的問題。
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驚人成長是由基建推動的，從道路、橋樑、火車線到工廠、機場和房屋，無所不包。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無論從比喻還是字面上講，這種方法都開始走不通了。
在靠近緬甸邊境的雲南省，可以發現中國沉迷於建設的一個更奇怪案例。當地官員在今年令人費解地證實，他們將繼續推進一項建設永久性方艙醫院的計劃，該項目耗資達數百萬美元。
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可以消耗的產能是有限的，否則將開始浪費金錢。這個國家需要另闢為民眾創造繁榮的方式。
「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法塔斯教授說。「舊的模式行不通了，但若要改變重點，你需要進行認真的結構和體制改革。」
他認為，譬如，如果中國希望金融行業能刺激其經濟並與美國或歐洲競爭，政府首先需要大幅放鬆監管，將大量權力讓渡給私營企業。
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加強了對金融業的控制，斥責銀行家「西化」的享樂主義，並對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展開整頓行動。
這反映在青年失業問題上。在中國各地，數以百萬計受過良好教育的畢業生難以在城市地區尋找體面的白領工作。
七月份發佈的數據顯示，16歲至25歲的年輕人中有21.3%的人口失業，創下歷史新高。次月，官方宣佈將停止公布這些數字。
法塔斯教授認為，這證明了一個「僵化的中央集權經濟」難以吸納如此多的勞動力。
當你想建造一座新橋時，自上而下的系統是高效的，但當大橋已經建成，而人們仍需找工作時，這個體系就顯得尾大不掉了。
政府現在會怎麼做？
經濟方向的轉變需要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從中國共產黨最近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和習近平的黨內集權來看，這似乎不太可能。領導層可能會說，這毫無必要。
在某些方面，中國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只有與前些年的驚人高成長率相比，目前的成長率才算得上「緩慢」。
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平均年成長率約為9%。到2023年，這一數字預計將降至4.5%左右。
這是一個很大的降幅，但仍遠高於美國、英國和大多數歐洲經濟體。有人認為，該數字對中國領導層來說正合適。
西方經濟體傾向於通過民眾消費拉動經濟，但北京對這種消費主義模式持謹慎態度。它不僅被認為是浪費，而且是一種個人主義。
推動消費者購買新電視、訂閲流媒體服務或外出度假可能有助於刺激經濟，但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或與美國的競爭幾乎沒有幫助。
從根本上說，習近平想要成長，但不是為了成長而成長。這可能是最近半導體、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等尖端產業最近蓬勃發展的原因，這一切都使中國保持全球競爭力，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
這一想法也可以解釋政府對經濟衰退為何反應有限。到目前為止，它只是做了一些小修小補，例如放寬融資限制或降低利率，而不是用海量資金救市。
雖然在華外國投資者憂心忡忡，希望政府盡快採取行動，但政府負責人似乎在玩長線遊戲。
他們知道，從紙面上看，中國仍有巨大的成長潛力。它可能是一個經濟強國，但平均年收入仍然只有12,850美元。近4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地區。
因此，一方面，不受選舉週期的束縛，使得中國可以並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但另一方面，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威權政治體制與匹及「高收入」國家生活水平所需的那種靈活、開放的經濟並不相容。
習近平可能將意識形態置於有效治理之上，或將控制置於實用主義之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在經濟形勢良好時，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中國走出三年的「清零」政策，許多人苦於找不到工作，家庭住房價值暴跌，情況就不同了。
讓我們回到拜登「定時炸彈」的比喻，它暗示了內亂，甚至更嚴重的是通過鋌而走險的外交政策行動以進行應對。
不過，目前這些純屬猜測。中國過去曾經歷和走出過許多危機。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領導層現在正面臨著一系列獨特的挑戰。
「他們擔心目前的情況嗎？當然，他們看到了數字。」法塔斯教授說。
「他們明白需要做什麼嗎？我不確定。我猜他們忽略了某些對中國未來至關重要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