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後遺症不僅發生在患者身上，也出現在國際債務領域，多個低收入國家同時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其中最具戲劇性的是斯里蘭卡，該國債務違約，物價飛漲，貨幣暴跌，甚至總統在大規模抗議中逃離。
對於這些國家而言，不得不向自己的債權人申請「債務減免」，類似的債務危機在上世紀80年代還發生或一次，但這次不同的是，這次的債權國中有了一位體量龐大的新玩家——中國。
為什麼中國對外債權規模近年來激增？在減債的博弈中，中國和西方存在哪些分歧？更重要的是，在國內經濟放緩下，對外減債意味著什麼？
川普vs「一帶一路」
「債務減免」一向是富國遊戲，二戰之後，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不少窮國向富國借債以發展本國經濟，然而不是每一筆錢都能如期如數償還，一旦發生戰爭、天災或是經濟危機，債務償還就可能遇上麻煩。
此時就需要債務國和債權國坐下談判，商量一個新的方案，使窮國們有能力償還一部分債務，也使富國們不至於顆粒無收。
債權國們為了更好地協調處置債務問題，在1961年，21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組成了一個「巴黎俱樂部」。這個組織在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然而，當年的國際組織已無法處理當前的債務危機，因為以中國和沙烏地為主的非巴黎俱樂部債權國所佔的債務份額已經超過21個富國的總和。
2016年川普上台後踐行「美國第一」的口號，大幅減少對外借貸規模；中國則在此時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巨量資金注入全球數以千計的基礎設施項目之中，推高了中國對外債務規模。
此消彼長下，中美對窮國的債權佔比發生反轉——1980年代的頭五年，美國在債權國中佔比約為27.5%，中國為2.1%；到了2016-2021的五年，美國佔比降至2.4%，中國則飆升至30.4%。
中國到底借出去多少外債？
由於缺乏官方數據，不同口徑統計並不一致。
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和世界銀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學者們共同發佈的報告中稱，中國在2008年至2021年間一共向22個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2400億美元。
僅就非洲來看，倫敦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從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體外債增加了五倍多，達到6960億美元，其中12%是欠中國債權人的，即835.2億美元。
世界銀行國際債務統計（IDS）數據庫是中低收入國家跨國負債信息的最全面的來源。根據其數據顯示，低收入國家的2000多億外債中，巴黎俱樂部約為三成，中國佔比超過五成，其餘為印度、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等國家和機構。
也有中文媒體估計，中國符合「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的主權債務規模在2000億美元左右，大致相當於1.5兆人民幣。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在73個符合DSSI條件的國家中，中國是半數以上國家的主要債權國，債權佔比的中位數在54%，最高達72%。相比之下，巴黎俱樂部的22個國家合計佔比的中位數僅為21%，多數不超過40%。
但也有分析指出，雖然中國對外債權多過歐美，但後者其實更多是轉換了借債形式。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徐奇淵在一篇論文中表示，歐美等傳統債權國的雙邊債權規模之所以下降，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債務融資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從雙邊主權借貸模式更多轉向了為多邊機構放貸提供啟動資金的多邊模式，或由私人部門直接購買主權債券的市場模式。
「但是在國際輿論和各種多邊磋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的壓力則主要集中在雙邊債權人身上，中國又是最重要的雙邊債權人，因此面臨最大的債務處置壓力。」徐奇淵表示。
疫情來襲，債務違約
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向BBC中文表示，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不景氣，而窮國尤甚，債務壓力加大；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原因，中國外債中商業性援助規模較大，窮國因此承受更高的利率。此外，20國集團「暫緩債務償付倡議」到期和利率即將上升，窮國發現越來越難以償付其債務，因此要求減免的呼聲明顯高漲。
此外，經濟學家也經常提到的債務危機原因還有，最近一年半，聯準會大幅加息下，使融資成本水漲船高；以及個別國家過度舉債，缺乏合理的財政管理制度。
上面提及的「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在2020年G20會議上通過，意味著全球最大的20個經濟體將暫時停止向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收取債務，其中，中國佔所有債權的30%，佔暫停償債的63%。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報告顯示，在該倡議下，中國「相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比如安哥拉的中國債權人在兩年期間提供了97%的債務減免，在肯亞，暫停了2021年預期債務金額的40%左右。
2022年底，這一倡議即到期，債務減免的需求在今年變得急迫起來。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披露，疫情後，超過20個主權國家的國際債務處於違約狀態或在尋求重組。
G20達成了一個新方案，即《緩債倡議後續債務處理共同框架》（下稱「共同框架」），這個「共同框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囊括中國、沙烏地等非巴黎俱樂部債權國，達成新的債務減免機制。
債務減免談判：中國vs全世界
「共同框架」並沒有如想象中一樣發揮作用，只有查德、衣索比亞、加納和尚比亞這四個國家向該機制提出債務減免的申請。
然而，談判過程頗為艱難。在世界銀行行長大衛·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和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都批評，中國拒絕接受本金減記是主要問題。
而《經濟學人》則評論稱，中國政府根本沒有為減免貸款而設立的部門。而且為了減記貸款，政策性銀行的官員必須首先獲得國務院的批准。如果借款國不是盟國，這種做法就很有風險。作為經辦人實際上是承認官僚機構犯了錯誤，這也可能成為難以洗刷的職業污點。
此外，中西方的分歧點還在於，按照「共同框架」的規定，只有國與國之間的主權借貸才屬於談判範疇，私人或商業機構的借貸則不在此行列。但中國通過其政策性銀行，即國家開發銀行等，向窮國借貸，並認為這不應列入主權借貸之中，而西方的觀點則恰恰相反。
中國輿論反覆重申的一點是，中國認為關鍵在於各方步調一致地減債，這其中就包括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避免自己被當作冤大頭，減免債務，卻讓其他債權人得利。
矛盾點在於，IMF、世界銀行等機構，不願意輕易減記本金，因為這意味著可能信用評級下降，增加其資金成本，會使其未來提供資金的能力受損。
在矛盾和博弈中，「共同框架」也開始發揮作用，在今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期間，包括中國、法國等國在內的官方債權人與尚比亞政府就其63億美元債務的重組達成協議，同意將尚比亞雙邊債務的還款期限延長至超過20年，並給予3年的寬限期。該協議達成使得尚比亞將能夠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獲得1.88億美元的第二筆救助資金。
這場峰會各國多位財長參加，而中國由總理李強超規格出席，至此，疫情期間首個主權債違約的非洲國家，在財困兩年後，終於迎來債務減免的轉機。
中國經濟與「一帶一路」
讓中國在減債上趨於保守，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經濟的放緩。
中國上半年增速為5.5%，而官方設置的全年成長目標是5%左右。中國的疫後經濟復蘇實際上在放緩——2022年二季度因為上海等地封城造成GDP同比增速僅為0.4%，導致今年統計時的低基數效應。
從環比角度看，一季度環比成長為2.2%，二季度環比成長0.8%，體現出經濟復蘇放緩的趨勢。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旦出現放緩跡象，中國執政者往往通過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使政府對於要素的調動能力遠超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中國就是這麼做的。而匯豐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辛怡然表示，儘管有更多政策支持，但從細節中不難看到，近期缺乏「大爆炸式」刺激可能會令市場失望。
陳功表示，現在中國國內對於債務減免的不滿非常明顯和強烈，中國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這種強大的內部壓力。此外，中國政府在世界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同樣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比如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所以預計中國不會如西方國家之所願，完全按照西方國家的條件來達成減債合作。
債務上的爭議與「一帶一路」倡議分不開關係。支持者認為，一帶一路促進GDP，提高中國聯通世界市場的能力，提供給發展中國家加速基建的機會。反對者裏，有的認為這是「賠本買賣」，不如把資金投入國內發展；外部的聲音則認為中國在搞經濟帝國主義，設置債務陷阱，以獲得戰略性資源。
「過去十年，最成功的決定和最糟糕的決定，都是一帶一路。」陳功認為，一方面，大量中國資本走向世界，非常活躍，沒有一帶一路，不會出現如此經濟景觀；但同時一帶一路製造了眾多麻煩，比如很多項目產生的副作用，中國還未學會如何參與世界市場，就急於改變它，這不可能不出現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