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誰最痛恨蔣家父子─談外省族群與蔣家的關係》一文後，筆者想繼續討論何以「深藍」會成為「紅統」的問題。因為根據前文的研究，其實遭受中華民國國家暴力最兇狠對待的族群，可能就是第一代隨政府遷台的外省族群。可是第一代的外省族群並不會基於對兩蔣的質疑或者痛恨而去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他們大多有過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的經歷。
參加過對日抗戰的老兵大多有榮譽感，覺得自己對大陸老家並不虧欠，同時也厭惡中共對歷史的篡改，被統戰成功的機會不高。至於那些來不及參加對日抗戰，或者只打過共產黨的外省第一代，許多也經歷過毛澤東發起的清算鬥爭或者鎮壓反革命，對紅色中國不會抱有任何幻想。或許他們會希望兩岸和平相處，進而對大陸的未來發展有所期待，卻絕對不會想接受中共的統治。
因此真正會認同中國共產黨，期待兩岸以「一國兩制」完成統一，甚至上街揮舞五星紅旗的往往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外省人乃至於本省籍的「深藍」支持者。之所以會毫無疑慮舉起父輩或者祖父輩曾拚死抵抗的「匪旗」，首要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們與這面旗幟沒有直接仇恨，就如同正常的猶太人絕對不可能舉納粹德國卐字旗，烏克蘭人不可能舉Z字旗一樣。
多數的外省二、三代還有數量更為廣大的本省「深藍」，是成長於兩岸已無直接軍事對抗，乃至於高度經貿交往的時代。國共內戰、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已經是歷史了，跟他們沒有直接的關係。可是光沒有仇恨，還不足以讓他們去徹底擁抱從小叫被教育要嚴加防範的敵人，因此筆者認為中共的崛起為「深藍」認同轉變的另外一個原因。
東亞人本來就有強烈的血緣意識在，哪怕是平常最反日的大陸人，在觀看世界盃球賽的時候，如果是日本隊與荷蘭隊對抗，還是會暗中期待同屬黃種人的日本人勝利。更何況「深藍」人士自幼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教育長大，自然更會為中共改革開放以後取得的成就與有榮焉，同時也希望能分享中共的成就。
滿腦子被血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沖昏頭的他們，根本不會去思考今天這個「中國」與他們小時候在教科書學到的「中國」非但不是同一個，而且至今還彼此對立。當然光是與中共沒有直接仇恨，或者想要分享中共的民族榮光還不是導致他們完全擁抱中共的原因。真正讓「深藍」放下手中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高舉五星紅旗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對當今台灣政局發展的不適應。
正藍的意識形態
提到目前兩岸存在的紅、藍、綠三大顏色光譜，大家都知道紅代表的是台灣與大陸統一在大陸的社會主義之下，綠則是推動台灣完全脫離「中國」的法理範圍，另外建立一個既不屬中華民國也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共和國。那麼藍又是什麼呢？如果要從最正統的角度出發，就是追求兩岸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統一，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所以對於直到今天還有以三民主義或者自由民主概念統一中國的人，筆者還是會以「正藍」稱呼，意即正統的藍營。當然發展到今天，無論是中共還是台灣的藍綠兩大勢力都難以徹底貫徹自己的目標，在現實上都做出了不同的妥協。中共不再堅持社會主義下的統一，期待能以「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的「一國兩制」來實現統一的目標，雖然統一後的國號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進黨則從發表《台灣前途決議文》以來，就放棄追求台灣法理上的獨立，轉而認為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名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黨實際上也不再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轉而以確保中華民國體制在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發展為主要目標。藍綠之間唯一的不同，可能只在於國民黨還堅持兩岸在主權上屬於同一個國家，因此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界定兩岸關係。
而民進黨則認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各自獨立，相互不隸屬的兩個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還有中華民族認同，認為兩岸在憲法上同屬一個國家，卻又堅持台灣不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併吞者，筆者都認為是正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已故的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然而這種思想看在同屬藍營的另外一票人眼中，就屬於背叛「民族大義」的「獨台」。
這群光譜另外一端的人，筆者稱呼為「深藍」，是因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追求十分接近辛亥革命之初革命黨原教旨主義者。他們以確保漢民族的榮光還有中國領土統一和主權完整為優先，甚至於唯一目標，而且不允許有絲毫的妥協。而在當下中華民國政府難以帶給他們民族榮光的當下，「深藍」原教旨主義信徒自然會將這樣的希望寄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
「深藍」從70年代就反蔣了
事實上「深藍」對中華民國體制的反彈，並不是等到民進黨或者李登輝上台的時候才開始的，而是兩蔣時代就已經發生了。70年代海外台灣留學生爆發保釣運動，當時正值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保衛戰，蔣中正總統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除了口頭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外沒有進一步向日本進行抗議，使部份參加保釣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對政府感到失望。
隨即海外保釣運動就分裂為支持中共的左派和支持政府的右派，其中支持右派的學生大多在90年代以後成為中國國民黨、新黨或者親民黨的領導階層。他們雖然反共又擁護中華民國，卻還是在美國民權運動還有反戰運動的洗禮下對兩蔣的威權統治產生牴觸，成為推動國民黨「體制內改革」的主力，即「革新保台派」。
顯見就算是主張捍衛中華民國的「革新保台派」，戰後成長於台灣的「正藍」都在心中隱藏著對蔣中正統治模式的極大牴觸情緒，使他們成為與黨外人士分進合擊瓦解黨國體制的主力。至於左派的保釣人士，在回到中國大陸體會到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動亂之後，多數人對中共的幻想全面崩塌，然而這還只是第一次的心理衝擊而已。
改革開放給少數還深信社會主義的保釣左派帶來第二次的心理衝擊，讓他們認知到原來中國共產黨也是會走修正主義路線，擁抱資本主義的，腐敗程度比起國民黨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對國共都失望的他們，有些回到美國埋首於學術研究之中，就此不再關心兩岸政治。還有一些則是在海外或者回到台灣參加黨外運動，成為民進黨的創黨元老。
當然70年代的保釣左派，是以中華民國政府保釣不夠積極為理由轉向擁護中共的，可許多研究者認為真正導致他們投共的原因還是出於對生存的需求。因為許多左傾的保釣運動人士，本來就在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團裡服務，而在台灣即將失去聯合國席位的情況下，靠攏中共是唯一保住生計的方式，顯見現實考量似乎還是大於對「民族大義」的追求。
政黨輪替導致「深藍」大幅轉向
不過在70年代就轉向支持中共的「深藍」還相當稀少，一是就算沒有文化大革命，台灣的民生建設與經濟發展都遠勝過中國大陸，沒有太多中華民國國民會放棄自己的生活品質回到大陸去過苦日子。更何況當時的台灣不只處於經濟起飛的階段，而且政治也越來越民主。哪怕是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左派，回到大陸也會大感失望。
外加當時台灣尚處於白色恐怖時代，雖然環境不像50年代那般肅殺，台灣人任何公然鼓吹兩岸對話的言論都有可能被警備總部請去喝咖啡。就算是海外留學生，也還有家人留在台灣當人質，更是不可能貿然去認同高喊著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各方面來看，「深藍」在70年代都還不具備大規模轉向北京的條件。
外加當時中華民國正遭遇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以及中美斷交的衝擊。政府不只大力推廣愛國教育，甚至於給有限度的排外運動予以容忍。70年代到90年代大概是「深藍」在台灣最吃香的時代，還時常被政府動員到街頭上與黨外人士打架，他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小蔣？可是等到台灣民主化，還有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情況就出現了逆轉。
首先台灣的民主化，讓「深藍」發現自己不只失去了過往戒嚴時代的諸多特權，而且在政壇上也成為越來越被邊緣化的少數。尤其是李登輝上台，還有民進黨的發展壯大，都讓這群以外省二代為主的「深藍」精英感到慌恐，覺得自己在台灣已無生存空間。在美國與日本都樂見台灣民主化的情況下，中共似乎成為了「深藍」唯一的希望。
2000年台灣發生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讓「深藍」發現原來中華民國政府還有中華民國國軍不再屬於中國國民黨一個黨的。只要選舉失敗，過去與他們在街頭上大打出手的民進黨也可能成為執政黨，國民黨不再可能保護他們或者給予他們特權。倒是此刻的中共，不只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霾，經濟發展還蒸蒸日上，使「深藍」更沒有不轉向的道理。
求生存空間高於一切
換言之到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後，「深藍」族群的政治信仰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早些時候最有理想，是希望將中華民國法統帶回大陸去。等認知到反攻大陸無望，他們退而求其次選擇追求兩岸分治的現狀，可同時又發現以台獨為號召的民進黨成為自己在島內最大的競爭者。而在經歷了幾次民主選舉的失敗之後，「深藍」發現自己不只在台灣社會上是少數，就算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數。
「深藍」雖未必都是外省人，甚至於到了21世紀以後，他們當中的台灣人數量也超過了外省人，但是在台灣政治光譜中屬於少數極端的他們仍產生了期望靠推動兩岸統一來追求翻身的想法。期望能靠追求中共主導下「一國兩制」的統一，來恢復過去他們在戒嚴時代的待遇，畢竟「一國兩制」最早被鄧小平提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
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內涵，其實並不一定是指台灣與大陸實施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要讓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維持一黨專制的特權，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可沒想到蔣經國把中華民國的存亡看得比國民黨的特權還要重要，寧願實施民主化也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令「深藍」大為火光，卻又不敢直接否定蔣經國。
於是他們乾脆徹底否定台灣的民主，並且越來越像1938年歡迎德奧合併的奧地利人，或者90年代波士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期待與自己同文同種的「祖國」來解放自己。此種情緒，在2008年的第二次政黨輪替以及國民黨的重新執政而有所緩和，卻又受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爆發而再度激起。等到第三次政黨輪替來臨後，他們已不再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就如同「深綠」仍主張獨立建國一樣，如今的「深藍」同樣是主張消滅中華民國體制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或許仍支持國民黨，但他們支持國民黨的目的是希望國民黨能完成蔣經國所沒有完成的使命，將「第三次國共合作」貫徹到底，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若國民黨無法達到這個目標，那麼中華民國無論哪個黨執政，都只不過是美國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傀儡，必須予以消滅。
民族大義所無法隱藏的恐懼感
今日的「深藍」族群雖然未必都是外省人，卻傳承到了老一輩外省人為了躲避共產黨而顛沛流離的恐懼感，深怕逃難的那一天又會到來。過去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時候，身為地主鄉紳的他們本來就是少數人，輕而易舉的被共產黨號召的「人民革命」給趕到台灣來。如今在台灣，主張急統的他們更是少數中的少數，極度恐懼哪天台獨成功了自己會被「吊路燈」。
此外他們也還是格外的畏懼中共武力犯台，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中共統一台灣，而是因為他們恐懼自己遭到流彈打死。因此有能力的「深藍」，大多會選擇移民歐美，但多數「深藍」沒有能力移民歐美，對「不願意搞好兩岸關係的民進黨」自然更加痛恨，同時又更加積極討好中共，期望共軍武力犯台的時候對自己能夠網開一面。
所以激進的民族主義言論下，包裝的其實是「深藍」遭遇紅綠兩大陣營夾擊下一種求生存的恐懼感。就如同抗戰時在敵後戰場的國民黨武裝，在日軍與共軍的夾擊下往往會選擇投效汪精衛政權一樣，因為重慶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同樣的，「深藍」在認為國民黨無法保護自己的情況下，也會做出認同中共的選擇。
缺少對平等價值的認知以及對於自己是少數人的恐懼，是「深藍」走向極端化的原因，而此一情況發展下去對台灣其實是相當不利的。波士尼亞戰爭中的塞爾維亞人甚至還一度組成塞族共和國，與塞爾維亞軍隊聯手對波士尼亞境內的穆斯林實施屠殺，然後自己也被屠殺。此為歷史上最極端的案例，筆者實在不希望看到在台灣發生。
確實「深藍」族群有需要改變，乃至於學習如何融入與適應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的地方，不該再用上個世紀30年代的思維看待世界。可同時台灣社會也應該以更包容的態度看待「深藍」以至於「深綠」人士，幫他們走出民族主義還有血統主義的魔咒。唯有透過理解與包容，中華民國的民主之路才能更加健全，並防止巴爾幹半島的悲劇在台灣上演。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