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越多，社會的消費降級越快，」陸曦說。
從個體角度來說，他建議年輕人可以選擇自我創業，或者把目光轉移到國外市場，比如到經濟比較蓬勃的東南亞國家尋找機會。他同時告誡，這需要靠個人的機遇和性格來完成，並非適合每一個人。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韻將「全職兒女」與「全職母親」做類比。她說，二十多年前，美國社會曾出現一場「全職」潮流——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母親「自主退出」職場，回歸家庭做全職母親。當時女性在「理想員工」與「理想母親」的合力規訓與期待下，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些母親與其說是『自主退出』，不如說是『被擠出』 」。
類似地，在當今中國，「不樂觀的就業形勢，職場對於996『理想僱員』的要求，疫情之後人如何想象未來，想象自己與社會、國家的聯結」，等等一系列社會因素導致一些年輕人不得不去做全職兒女，她說。
就業難
朱莉說， 自己的父母已經退休，每人每月領著幾千元的退休金，對於她來說，做 「全職兒女」只能是權宜之計。
過去半個月，她已向中介公司和招聘單位投出了40多份簡歷，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有兩個收到面試通知。
「我在辭職前就感覺工作不好找，但真正辭職之後，發現工作更不好找了，」朱莉說。
她在國外讀的大學，2017年畢業後回到北京工作。當年中國的GDP全年增速達到了近7%，實現七年來首度回升。她很快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
但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著力整頓網路、遊戲、教培等行業，許多公司在衝擊下爆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加上疫情期間嚴格封控，商業活動停滯，中國經濟大幅放緩。在這種情況下，就業市場競爭加劇，出現學歷貶值、工作起薪低、加班盛行等問題，令許多年輕人難以就業。
朱莉說，自己驚訝地發現，身邊越來越多新來的同事要麼是從中國重點大學畢業，要麼是海外名校留學回來。她說，遊戲策劃本身並不需要太高的學歷，而這些高材生之所以進來競爭，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在更好的崗位上找不到工作，人才向下屈就，擠佔了像她這樣非名校畢業生的就業空間。
她最近剛收到的兩個面試，最終也是敗給了名校畢業的學生。她後悔了當初急於回國就業的決定，「後悔沒有在國外繼續讀個研究生。」
重振旗鼓?
有人說，雖然全職兒女們的生活很愜意，但「躺平」只是表象，焦慮才是他們的常態。
「沒有（焦慮）是不可能的，」雲南的陳都都說。她的心裡有兩個聲音在對壘：「一個是很任性的我，覺得難得有這種時間，還沒有想好以後的規劃，那就要享受當下；另一個我在提醒，給你三、四個月時間，你要開始想下一步怎麼辦，不能再那樣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