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紀念劇《5月35日》無法在港公演，今年首度移師台灣——這對香港人與台灣人來說有什麼意義？香港逐漸被「清洗」的六四記憶，能在台灣移植、落地嗎？DW採訪幕後團隊與學者理解他們的答案。
「我想去廣場，沒錯，你最怕我做的事。我要去廣場，去哲哲被人打死的地方，好好哭一場。」六四34週年前夕，來自香港的舞台劇《5月35日》首度在台灣公演，劇目就在小林向阿大宣洩壓抑已久的喪子之痛中，拉開序幕。
《5月35日》主角小林與阿大是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家屬，為了一償癌末妻子小林的宿願，丈夫阿大決心不再避談六四，兩人密謀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為六四鎮壓死去的兒子哲哲哀悼。
這齣舞台劇誕生於香港，由知名編劇莊梅岩編寫、藝術劇團「六四舞台」製作，2019年六四30週年之際在香港首演時，正值反修例運動（又稱「反送中運動」）爆發。那年，是《5月35日》最後一次在香港實體演出。
2021年，「六四舞台」宣布自行解散，前主席列明慧帶著版權移居英國。今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取得授權，與台灣劇團「曉劇場」合作，首次將《5月35日》改編搬上台灣舞台，在台北連演6場，包含一場粵語讀劇，估計共有超過1200名觀眾。
舞台上，《5月35日》講述了受難者家屬從不談六四到前進廣場的過程；現實中，戲劇本身卻見證了香港不能再公開悼念的巨變。
記憶的「清洗」
「以前香港是沒有敏感詞的，說『5月35日』有點是在諷刺大陸不能說六四，沒想過那個轉變這麼快。」受邀來台觀賞公演的列明慧在接受DW採訪時感嘆，「香港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們是有自由的，現在連悼念的自由也沒有。」
香港曾是全世界紀念六四規模最大的城市，維園燭光晚會有超過30年的歷史，每年吸引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參加。今年，燭光將連續第4年絕跡維園，改由建制派團體舉辦慶祝「回歸祖國26週年」的家鄉市集。
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日前談及六四時，只以「特別日子」借指；特首李家超回應市民能否自主悼念時，則含糊指示，如警方認為違法會果斷執法；在這之前，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大批書籍，六四書目幾乎清零；存放於港大的「國殤之柱」也遭港警檢走用作調查。
列明慧形容，中共正試圖「清洗」香港的六四記憶，但海外港人仍會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悼念，「哪怕是很微小也好，很可能是買一本書、可能是穿一件衣服、可能是點一支蠟燭」，《5月35日》來台演出也是如此。
《5月35日》的港台意義
2020年，《5月35日》庚子版因《香港國安法》與新冠疫情等原因，無法實體演出，僅能網路直播。那年的版本，特別改編加入了香港街頭抗爭的畫面。
列明慧告訴DW，反修例運動過後，紀念六四在許多港人心中有了新的意義。對她來說，六四「已經不只是歷史的傷口，而是我現在活生生、現在流血的傷口」。
「過去六四的時候，我第一個會想到的是當年犧牲的學生，我會想到天安門母親，還有內地的維權人士，但這幾年每到六四，我會特別想起香港的朋友。因為他們有部分還在監獄，依然在等待審判，也有在未經審訊的情況底下被關押超過2年了，特別是（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何俊仁還有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面臨10年甚至終身監禁。」
她說，希望藉《5月35日》向台灣觀眾傳遞警號：「中共專制政權其實是會影響到台灣的…希望它能連結大家，讓我們維持一個普世價值觀，不是單純圍繞著六四，（而是）我們怎麼去連結，爭取民主和反對專制政權。」
對於《5月35日》移師台灣，DW日前聯繫原著莊梅岩詢問看法。她表示自己正忙於新劇本創作，暫時無暇接受訪問。不過，在被問及能否贈言在台觀眾時，她答覆，2019年後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讓她明白了市民質素、傳媒、教育、記錄歷史的重要。
莊梅岩說，她希望向觀眾傳遞：「作為香港人，我深感曾經活在資訊開放、言論自由的社會之幸福。我希望關心六四真相的人，也會關心世上其他不公義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好好保重，看美好的事，看正義彰顯。」
台灣版《5月35日》的導演鍾伯淵則向DW表示，如何呈現「台灣縮影」是改編時的首要思考。他說，儘管舞台劇講述中國的六四故事，但當演員說著台灣國語或原住民腔調、不時冒出台語時，觀眾很可能會錯覺，「這真的在講一個台灣的故事」。
此外，台灣版使用了3首台灣戒嚴時期禁歌與太陽花學運歌曲〈島嶼天光〉，「也讓觀眾聯想到，這個故事在講的是一個威權壓迫下的悲劇。台灣其實依然在面對的是轉型正義，還有很長一段路正在進行當中。」
鍾伯淵說，台灣如今自然而然地享受民主多元或自由平等，但有時候可能會遺忘，「如何透過演出讓大家知道其實它得來不易，或者是在自由的狀況底下，如何避免下一次受到壓迫的時候才有所作為，其實我覺得是這個作品反映的最大意義。」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長邱伊翎則表示，希望藉舞台劇令台灣觀眾更了解六四，並關注中港人權現況。
學者：記憶抹除不容易
近年，台灣成為兩岸三地唯一能自由哀悼六四的地方，紀念活動多了不少「港味」。除了《5月35日》，「國殤之柱」的複製雕像去年也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再次矗立。
台灣中研院研究員、台灣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向DW表示，六四事件本身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當香港的六四記憶被鎮壓，海外港人在台灣正透過各種方式延續這份共同記憶，並轉化為對抗北京極權的抗爭符號。
研究民族主義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叡人也認為，儘管六四在香港的公共記憶正在消失 ，「但是這個消失不代表記憶真的就被抹除了，因為記憶是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他舉例，「香港現在很像後228時代的台灣，經歷了一次很嚴重的、不管說是肉體物理上的、或精神上的屠殺」。228事件在台灣戒嚴時代被嚴格禁止談論，但靠著民間口耳相傳，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根深蒂固；香港人是高度全球化的族群，外部聯繫跟資訊流通非常發達，條件與時代比當時的台灣更好，「真的要把記憶抹除、認同抹除，沒有那麼容易。」
吳叡人認為，海外港人紀念六四，就是保存香港民族傳統記憶與認同的一種實踐，「這是一個漫長的鬥爭，才剛剛開始。」
香港「六四記憶」移植台灣？
但相較香港，台灣普遍對六四較為冷感。香港的六四記憶能否移植台灣？吳叡人認為，客觀來說並不容易。他解釋，這是因為六四在港台的意義與脈絡完全不一樣。
吳叡人指出，六四當年在主張民主回歸的香港民主派心中，激發了更強烈的、對中國民主的責任感 ，一直到雨傘運動及反修例運動後，年輕本土世代才重新定義了六四的意義；然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卻一直根植於本土，本土派多把六四看作「他國事務」，紀念六四的台灣人也較少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更多是訴諸國際普世人權價值。
此外，吳叡人續指，幾年前台灣非常挺香港，但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因為擔心類似衝突可能發生在台灣，孤立主義變得更明顯，「你可以看到（對香港的）熱情幾乎就冷卻了」，「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台灣不大能夠去接棒或者移植。」
但吳叡人強調，台灣有自身的歷史與記憶，當前的地緣政治危機，本身也會賦予六四紀念新的意義，比如民主輸出或共抗威權。他認為，所謂移植「長出來的東西一定不一樣，包含了過去香港有的東西，但是也包含了我們台灣的東西...最後融合在一起的新的東西。」
台灣學者林宗弘也指出，台灣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承載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可能也不會像過去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那麼熱鬧，但至少提供了一個紀念的場合。
「一些抱持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的人們，可以在這裡展開對話，然後重新去創造一種新的、可能更多元的共同記憶...它一定不會是簡單的移植，或者是把過去的戲劇再重演一次——每次戲重新演一次，就會變成一個新的生命。」
對此，列明慧認為港台經歷不同，很能理解兩地對六四的不同反應。但她指，藝術和戲劇正是很好的突破形式，可以跟當地人有更深厚的連結。《5月35日》今次在台受到歡迎，未必是因為觀眾對六四感興趣，而是這也是一個深具感染力的家庭故事。她說，自己未來將繼續做《5月35日》工作，盼能連結世界各地更多的人。
「我不回香港了啊，因為我現在做的這個是高風險的，我想這是一個代價了。如果你選擇要回香港的話，可能你就有機會被逮補、關押..所以我決定不回香港了，我會繼續做《5月35日》的工作。」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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