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八○後」這一代同性戀者的父母而言，他們經歷了中國社會的斷裂式劇變和發展，但許多父母的觀念仍然是陳舊的老一套，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在他們身上打下了難以消除的烙印，他們與「八○後」子女的代溝頗深。他們之間存在比較典型的代際衝突，如父母傾向於將自己的孩子當作一種保險和投資，即所謂的「養兒防老」；而新一代的子女在代際傳承和贍養父母方面的觀念比較單薄。同時，有些家長好面子，總是盼望著子女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自己臉上也跟著光彩，在親友面前頭抬得起來、嗓門亮得起來；而年輕一代的子女根本就拒絕這種「天然的」人格捆綁，他們大多缺乏這種傳統的家族觀念，而追求個性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這一代父母中的很多人甚至認為，子女是同性戀者是自己做父母的失敗。對此，一些同性戀者如此批評道：
中國的好多父母活了一輩子，自己的前半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炫耀的東西，認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就把自己一生的、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他不能容忍孩子有任何問題，認為孩子的這種身分就構成了一個問題。其實，孩子是不是同志，跟他的父母本身沒有任何關係，父母只要過完他們自己的一生就可以了！我是老師，接觸過很多外國人，在我的學生當中，很多外國人退休以後來中國學習漢語，他們對中國一無所知，退休之後完全開闢了一種全新的人生。而在中國的父母中，是很少能發現這種情況的。他們老了之後，沒有什麼更多的寄託，就寄託在子孫身上。所有的希望就是含飴弄孫、迫不及待地希望家裡的孩子能成親，得到自己的孫子，讓自己的生命、生活得到延續。父母應該有更高的眼界，去開拓自己的人生，不管是六十歲也好、七十歲也罷，應該去過好自己的人生。（「阿華」，懇談會，二○一○／十／三十）
（父母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尋找一下自己的生活？和老姊妹打打麻將、跳跳舞、旅旅遊，不要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已經長大的兒子上。尋找自己的幸福，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如果所有爸爸媽媽，能夠把自己的幸福從寄託在孩子身上解脫出來的話，這本身也是一種解放。（李某，懇談會，二○一○／十／三十一）
中國人的「身分」不是被定義為「自我特性」，而是一種對群體歸屬感的渴望（Sun, 1991）。儒家文化中的自我是根據個體在群體中的角色被關係性地加以定義，由於生活在群體壓力之下，中國人的心理、倫理觀念都與西方不同。就家庭結構而言，不同於西方家庭的繼承模式，中國的家庭結構是一種反哺模式，它更多地承擔著社會功能；而在繼承模式下，西方社會中的家庭更多地履行著情感、性滿足的功能。在前者看來，婚姻是一種社會行為；而在後者看來，婚姻更多的是一種個體行為。一位母親也談到自己類似的想法：
父母上半生過自己的日子，下半生就過兒女的日子，總想以兒女的驕傲為自己的驕傲，好像就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以去做了似的。我覺得現在自己過的就是我兒子的日子，我兒子好就是好，我兒子要是不好，我感覺就是不好。（懇談會，二○一○／十／三十）
父母一輩子的期望都寄託在子女身上，希望從子女身上完成自我價值。但是，有些父母不接受同性戀子女，可能並非因為「社會地位」、「面子」或者「傳宗接代」等原因。許多父母無法在子女面前表達內心深處那些「脆弱」的東西，而這些脆弱的東西恰恰就是愛。如：
做父母的對兒女的愛是最無私的，一點都沒有假，我覺得只要我兒子好，我就什麼都認了。但無論是同志這種關係、還是異性那種關係，應該先有事業再成家吧！有了自己的事業之後，再找個合適的、雙方都負責任的人，然後一起去過日子。我看到有些同志在一起好幾年，其實我挺羨慕，我不想讓我兒子三年、兩年換一個，歲數越來越大，這麼換也不是個事兒。同性、異性都應該長期地去過日子。（同性戀者的母親，懇談會，二○一○／十／三十）
我的家庭是相當保守的，三代從軍。我的爺爺、姥姥都是從軍的，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也是。所以我母親能接受到這種程度，已經是非常感激。剛開始時，我認為父母是礙於社會地位―因為他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是礙於面子或者傳宗接代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但後來慢慢地發現，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父母永遠最愛自己孩子。我是近來才漸漸明白，父母想的是怎麼讓孩子過得好。他們窮盡一生，都只是為了這個問題。她讓我結婚、有自己的孩子，不是為了照顧自己的面子或社會地位，而是她在想：如果有一天，爸爸媽媽不在了，孩子怎麼辦？誰來照顧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父母放心。（男同性戀者，懇談會，二○一○／十／三十一）
許多同性戀者正默默在做而沒說出口的，就是希望自己能經濟獨立，並能讓父母過上好日子，以消除父母的後顧之憂。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人們對同性戀者的反應也可以影射出一個社會的文化規範與信仰模式。事實上，同性戀子女的家長也容易受到周圍人的冷嘲熱諷，尤其是艾滋病的污名。如在聽到熟人在說同性戀者「很髒」的時候，一位男同性戀者的母親如此描述道：
我說「我兒子挺乾淨的，他每天都洗澡」。對方卻說：「他要是很乾淨的話，為什麼還要每天都洗澡呢？」（王媽媽訪談，二○一○／十／三十一）
借用范伯倫的「代理有閒」概念，同性戀者的父母遭遇的污名也可以稱之為「代理污名」，即間接的、替代性污名。由於自己所愛的子女遭受痛苦，父母因同情而感同身受。此外，父母的壓力還來自周圍無處不在的異樣眼光。這對做家長的而言，彷彿芒刺在背。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社會性別、現代社會學理論以及印度納薩爾運動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認同而不出櫃：中國同性戀者的生存困境》（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