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筆者為文介紹了日本的「非共而不反共」政策，並探討了為什麼新加坡能推行成功，大韓民國推行的卻成效有限的原因。新加坡能成功，是因為新加坡並非分治或者分裂國家，沒有同另外一個政權或者國家爭奪正統地位的需要。即便是馬來西亞、印尼等在歷史上與新加坡有過節的國家，亦不會否認新加坡所具備的主權國家地位。
其次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為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因此無論美國還是中共都需要有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存在。南韓的情況則不同，雖然在經濟上已經是東北亞的一方之霸，而且也與中共、越南等共產主義國家建立了邦交，卻仍是一個不正常的分裂國家。在38度線以北，還有一個聲稱在實施共產主義的北韓在挑戰大韓民國存在的正當性。
在北韓依舊存在，且態度對南韓越來越不友善的情況下，大韓民國難以100%推行「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最終在尹錫悅的帶領下，南韓又回到了李承晚總統時代的聯美反共政策，不只堅決反對北韓的武力擴張，同時還強調台灣問題不再只是中國的內政。仿佛蔣中正與李承晚時代那個兄弟之邦的中韓關係，在21世紀的今天又回到了我們眼前。
當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想像南韓斷絕與中共的關係來恢復與中華民國的邦交，時代終究已經不同了。只要南韓持續維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就不算完全失敗。唯一一個推行「非共而不反共」政策失敗，或者說完全無法嘗試「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在堅持不推行共產主義制度的同時，推行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友好政策呢？就算沒有辦法解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你死我活的關係，難道就無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共產主義國家建立關係嗎？畢竟共產主義陣營也不是鐵板一塊，中共與蘇聯老大哥最終也反目成仇，難道就真的沒想過和中共以外的共產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兩岸都繞不開的「一個中國」
提及兩岸關係與兩韓關係最大的不同之處，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將軍表示海峽兩岸是因為國共內戰而分治，南北韓與東西德則是在二戰結束時因美蘇兩強的干預而分裂。兩者都自認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各自的憲法中都否定了對方的存在，所以台灣與大陸不像東西德那般能夠彼此承認，或者如南北韓一樣同時進入聯合國。
相反的，雙方直到今天都還維持著東西德1969年以前的霍爾斯坦主義，凡是任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都必須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反之亦然。即便是台灣不再自認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試圖以彈性外交尋求更多的國際空間，仍然遭到中共「一個中國」原則打壓。到了馬英九時代，兩岸關係大幅改善，卻也只能做到「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而已。
再加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統治區比例懸殊，外國沒有辦法如看待東西德和南北韓那樣，將台灣與大陸視為平等的兩個中國看待。受到上述的兩項前提影響，就算是反共的西方民主國家都會從追求市場的考量，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更何況是意識形態與中共相似的共產主義國家或者威權主義國家了。
因此台灣想推動「非共而不反共」政策，實際上是比新加坡與南韓更加困難的，同時受制於本身的憲政以及與對岸相比實力懸殊的雙重影響。如今南韓不只面積與北韓相當，經濟以及傳統軍事力量都發展的比北韓完善，只差沒有核子武器而已。或許這也是為何北韓金氏家族時常出爾反爾，破壞與南韓之間協議的關鍵原因，因為持續遵守下去的結果就是大韓民國統一整個韓半島。
過去兩岸能夠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前提下發展經貿關係，來自於大陸的經濟實力還有軍事實力都不足以單方面改變現狀，只能夠靠單方面讓利來穩住台灣不走向法理台獨。如今野心勃勃的習近平已大權在握，中共的經濟還有軍事實力都有了顯著的提升，更不會給台灣推行「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空間。
難以推行與蘇聯的真正和解
1968年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全面惡化，莫斯科從牽制北京的角度出發派遣特工葉夫根尼耶維奇·路易（Vitaly Yevgenyevich Lui）化名路易斯（Victor Louis）訪問台北尋求合作。這一度讓蔣中正看到了反攻大陸成功的希望，主張中華民國應該將老朋友美國與新朋友蘇聯團結起來，攜手合作推翻紅色政權，讓他能在去世前重返大陸故土。
事實上在路易斯造訪台灣以前，就已經有部份歐洲共產主義與台灣接觸。比如在狄托（Josip Tito）領導下，關係與蘇聯不睦的南斯拉夫，就曾經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時批評毛澤東破壞區域和平。等到路易斯訪問台灣後，中華民國得以透過西歐的第三國同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以及匈牙利等華沙公約組織國推動經貿交流，算是大幅提升了實質關係。
然而中華民國與蘇聯在歷史上有太多相互出賣的歷史，使得雙方很難建立起真正的互信。在國共合作北伐的時代，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有意扶持蔣中正成為中國「非共而不反共」的領袖，結果蔣中正發動清黨狠狠捅了史達林一刀。接著到了二戰爆發時，蔣中正再次不給援助國府抗日的史達林顏面，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放縱西方國家驅逐蘇聯，逼得史達林決定徹底與蔣中正翻臉。
所以等到國共內戰爆發後，史達林雖然表面上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實際上卻暗中扶持中共叛亂，直到成功將蔣中正驅趕到台灣為止。從蔣中正到台灣以後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來看，即便毛澤東在60年代已經成為雙方共從的敵人，台北與莫斯科累積多年的敵意還是難以消弭。
在蘇聯的想定中，推翻毛澤東後的優先考量是從中共政權裡尋找親蘇的夥伴來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支持蔣中正反攻大陸。而期待美國與蘇聯團結起來支持自己反攻大陸的想法，更可看出晚年蔣中正對世局的研判已大不如前。美國與蘇聯無論對中共的立場如何，都是將對方而非中共視為頭號敵人看待，又怎麼可能為了蔣中正的反攻大業調整敵人的順序呢？
反共抗俄意識形態難以撼動
鑒於蘇聯的終極目標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親蘇政權，最多只願意把長江以南的土地讓給中華民國，形成兩個中國的態勢，台北與莫斯科的合作難以推行下去。但是除了現實的理由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導致蔣中正沒有辦法與共產主義國家合作，那就是台灣以《蘇俄在中國》為基礎建立的反共抗俄意識形態。
根據林孝庭的研究，在台北與莫斯科剛恢復接觸的時候，蔣中正曾經為了該如何調整推行20年來的反共抗俄教育而頭痛不已。當然如同美國能夠拉攏次要敵人中共對抗主要敵人蘇聯一樣，蔣中正不是不可能拉攏次要敵人蘇聯對抗主要敵人中共，但如果讓復興基地的百姓質疑起《蘇俄在中國》的真相，對維繫威權統治可是極為不利的。
如果蘇聯突然「改邪歸正」，成為了可以合作的「好人」，中華民國該如何解釋過去丟掉大陸，還有外蒙古獨立的歷史？難道清黨真的只是為了防止蘇聯赤化中國，還是蔣中正也趁機向美國繳了投名狀，一腳踢開了曾支持國民黨北伐的蘇聯？這些歷史真相如果為接受兩蔣時代愛國教育的台灣人得知，哪怕是從小喊蔣總統萬歲長大的眷村子弟都會造反。
放棄反共抗俄政策，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來看將徹底動搖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繼續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因為在中共的傳統論述中，美國是中華民族主義最大的敵人，而在中華民國的論述中，蘇聯是中華民族主義的頭號威脅。如今中共改變了態度，認可蘇聯是中華民族主義的頭號威脅，結果蔣中正卻反過來支持蘇聯與美國一起進攻中國，能不被打成「漢奸」嗎？
意識形態賦予並延續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也使得蔣家父子必須延續清黨以來一面倒親近美國的政策。哪怕是1979年中美斷交後，蔣經國仍指示台灣在美蘇鬥爭的立場中應全面支持美國，即便此刻的中共也已經是美國的抗俄盟友。直到90年代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台灣才在李登輝以降的歷屆總統帶領下發展和俄羅斯還有東歐國家的關係，但這些國家也早已不共產了。
事關二戰戰勝國的尊嚴
回顧政府遷台後與蘇聯的往來，還有直到今天台灣都難以正常與非美國陣營國家交流的現況，都可以知道一切都還是與維繫中華民國的法統有關。而中華民國的法統與正統來源，又都是拜第二次世界大戰擊敗日本，成為世界四強所賜。當然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忙與扶持，中華民國別說是戰勝國地位了，連能否不被日本擊敗都大有問題。
尤其英國與蘇聯實際上看不起蔣中正，此一現實迫使中華民國只能在外交上全面追隨美國來維繫最基本的尊嚴，乃至於對海內外華人的號召力。而在毛澤東揮舞著共產主義大旗，起來在民族主義上挑戰蔣中正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更要牢牢死守反共抗俄的底線，才能爭取到部份的中國人與海外華僑擁護。
所以過去兩蔣時代，中華民國政府對自己唯一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等到兩蔣相繼去世後，他們的繼承者雖不再認為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但仍不放棄以中華民國憲政統一大陸，建立一個民主中國的目標。至於主張法理台獨的民進黨，在執政後也發現國際現實已不允許一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台灣共和國誕生，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兩岸的永久分治。
無論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目標，還是要永遠以中華民國的招牌抗拒統一，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必須要堅持中華民國的憲政，堅持中華民國的法統。這是在二戰時選擇與日本合作的朴正熙、李光耀所難以理解的。根據前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回憶，李光耀曾勸台灣方面放棄正統，在「一國兩制」政策下全面推動與大陸的經貿關係，卻遭到台灣方面拒絕，就是最好的證明。
李光耀在日本統治新加坡時擔任過日本的特務，後來又領導獨立的新加坡在各大強國之間左右逢源，所謂的正統與大意從來都不再他的考量範圍之內。他也沒有什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決心，本身更非西方民主政治的信徒，自然能以靈活的手段同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中華民國受制於本身的憲政法統，只能堅守民主陣容，在不同陣營之間遊走的路早就已經被蔣中正親手斬斷。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