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似乎給與觀察者們一個印象：在與美國關系毫不妥協的同時，中國大陸對於國民黨「親兄弟」，卻寧願以實際行動做出合作姿態。與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性質相比（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馬英九隸屬的國民黨屬於較為右傾的親美資本主義政黨；而正是這種經過民主化洗禮的政黨性質催生了台積電等領先世界、且在商業運營方面頗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端電子智慧產業。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自成立以來，和中共一樣，均屬於較為民族主義的政黨，這也決定了國共在中華背景之下天然的共情能力與對話渠道。
結合當前的中美關系及世界格局進行考量，觀察者們普遍認為無法指望中共主動改善對美關系；而其巨大的經濟體量，卻又已使世界各國難以真正與之脫鉤而只能力求降低風險。倘若民主化的國民黨能以自身的老大哥身份，在令世界焦頭爛額的中美博弈及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種種混亂危機之際，善意地說服引導中共逐步進行自身結構的改良與民主實踐，這顯然既是民主社會的福音，也正如孫中山所建立的第一個亞洲民主共和國一樣，堪稱東亞華人社會的貢獻。而這重要人選，自然首屬曾在新加坡與習近平主席單獨會晤、具有直接交往經驗與相似中華文化背景的馬英九前總統。
而事實上，倘若沒有二人之間的基本互信及某種共識，這次馬英九前總統的「登陸」，也很難如此高潮迭起、屢屢刷新觀察者的眼球，並令人驚訝地看到：「九二共識」的確能在中國大陸實實在在地進行「一中各表」。
中國大陸的思想變革
六四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陷於停頓，在三十多年高速、片面的經濟發展之中，社會既缺乏政治改革的充足動力，也缺乏政治改革的有利契機。雖然拜登總統政府在中美博弈之中聲稱並不尋求改變中國的制度，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目前中美的冷戰局面原本源於貿易戰，而中美貿易戰的實質仍然在於影響經濟規則運作的結構性問題。
而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失去帝國地位的中國，則習慣於以敵視的目光打量所有外在「他者」，因而面對任何「外來勢力」均充滿警惕與提防。在此思維之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統一台灣，可謂傳統父權制思維之下最顯赫的家國情懷。
而馬英九前總統的祭祖「登陸」，則以另一種家國情懷解構了威權敘事：即在「解決」歷史問題之前，首先應忠實地「還原「歷史遺留問題。在這次馬英九前總統重點探訪的城市之中，除去故鄉湖南祭祖之外，均屬中華民國歷史上的重鎮：譬如首都南京、武昌起義的武漢、抗戰陪都重慶以及進行淞滬會戰、當時已屬遠東著名國際大都市的上海。而其落淚最多的重慶，則是二戰時期遠東反法西斯指揮中心，也是國民政府與美國展開深入合作的根據地。針對這段歷史的重溫與加工，或許也能令中美雙方在共同回溯之中，喚醒並尋找相互協作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