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爾斯進一步說明：「在瑞典，那裡的工會強大、政府長久以來也與私人企業達成社會共識以保持平穩關係。在日本，強大的公務員體系確保公眾的利益先於私人企業的利益。在新加坡，強調高薪、能力超強的治理階層，確保公眾利益與私人企業的利益同樣獲得照顧。這很重要，尤其是面對全球化強大壓力的小國更是如此，因為只有統治階層能確保人數不多的人口能從全球化中受惠。新加坡在行動黨統治下做到了這一點。」
著名歷史學者王賡武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他說，對新加坡模式來說，關鍵在良好治理而不是政黨政治。他表示行動黨把政治從街頭拿走，變成了一場讓觀眾在大選時評估的表演。
他解釋，這意味著人民不是看這個政黨會不會耍競選花招，而是看它的績效指數。「選民期待這批精英一次又一次地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國家的領導人無法控制海外的情況，但在國內，取勝的方法很清楚。決定性因素也非常清楚。這個方程式要求每一代的政治人物和技術官僚都必須以新的方式自我更新，以應對新的挑戰。但最終，它每一次都必須拿得出成績。」
這名前東亞研究所主席觀察到，行動黨有自己確保表現良好的 一套，對無法成功的人毫不手軟。「指標非常明顯。你如果加入行動 黨，就必須知道它對你的要求。你必須有所表現，否則就出局。你如果做不到你承諾會做的，那你也出局。」
新加坡的制度經常被批評為不民主、甚至專制，不能容忍異議並排斥反對黨。對此的回應是，行動黨有別於當政的共產黨，它每次大選都得重新尋求人民的委託。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選民可自由決定把票投給行動黨，還是其他參選的反對黨。
事實上，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每一次選舉都投反對票。一名行動黨部長曾說，他在所負責的選區走動時，他心裡很明白，所碰到的每十個人當中，就有四個半人是反對他的。他說：「如果我粗魯或沒有禮貌，下次可能就是五個半人了。」他說這些話是要解釋新加坡人可以自由地投票做選擇。
自由派也許不敢相信，但許多中國學者和政治人物說，新加坡模式吸引他們的地方，正是「新加坡政治當中的競爭要素」。中共中央黨校的報紙《學習時報》在二〇〇八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這個事實， 新加坡的制度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並參與選舉。
河南師範大學政治學及管理學教授孫景峰撰寫過兩本有關行動黨統治的書。他解釋：「新加坡雖然長期由同一個政黨統治，但這個政治制度是允許多個政黨在每一屆的選舉中爭奪選票的。行動黨每一次參選和競選時都面對壓力。
「相反的，中國的制度缺乏競爭，因為沒有選舉或競選。執政黨中共與其他八個政黨合作，而不是跟它們競爭。因為沒有競爭，所以它缺乏活力並變得自滿，不像行動黨時時都必須保持警惕以便應付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