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瓊瑤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在《皇冠》雜誌一次刊出，兩個月後出版單行本，立刻被搶購一空，開啟「瓊瑤傳奇」以及臺灣「愛情小說」的序幕。一九七六年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成為「流浪文學」的經典之作，同時也掀起「三毛旋風」。這兩波「現象級」風潮的推手，是《皇冠》雜誌創辦人兼聯合副刊主編平鑫濤（一九二七—二○一九）。
《皇冠》雜誌創刊於反共文藝當道的一九五四年，早年以翻譯西方文學、介紹西方流行文化為主，並不完全配合國策，但也未產生重要的影響力。一九六○年代，平鑫濤藉著《皇冠》雜誌發揮跨媒介整合的長才。首先，《皇冠》創立「皇冠基本作家制」，藉由預付版稅的方式吸引到固定合作的文壇名家與寫作新秀；其次，繼林海音之後，平鑫濤接任《聯合報》副刊主編（一九六三—一九七六），透過同時「辦雜誌」與「掌副刊」的方式，為作家建立出道的完整管道。作家可以運用「聯副」發表文章，接著刊載於《皇冠》雜誌，最後再經由皇冠出版社集結出版，甚至經由旗下影業公司，將文學改編影視。於是始於文字的小說，可以透過《皇冠》的管道一路發表、出版、拍成電影；影視化以後作品，又可以透過《皇冠》的版面，運用封面人物，以及劇照搭配文字的形式，重新運用紙本媒體的功能發揮宣傳效益。
由於平鑫濤成功地媒介整合與制度設計，《皇冠》得以為大眾文藝作家搭建完整的舞臺。瓊瑤與三毛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先後崛起，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也引發一連串關於大眾文學、嚴肅文學以及關於文學社會性的討論。
逃逸或逃避？
——「窗外」的愛情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與長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瓊瑤，〈追尋〉引言）
一九六三年，《窗外》出版後，瓊瑤一舉成名。同年，瓊瑤在聯合副刊連載小說〈追尋〉，演繹古典詩詞與民初中國愛情，翌年收錄在《六個夢》，並於一九六五年改編為第一部瓊瑤電影《婉君表妹》。
然而，公式化的操作，以及人物扁平而誇張的情緒反應，為瓊瑤的作品帶來了批評聲浪，很大一部分的聲音來自異議知識分子。例如在《窗外》改編電影上映前夕，李敖在《文星》雜誌撰文〈沒有窗，那有「窗外」？〉，批評其作品社會性的缺乏。
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野被一刀切開，大眾文學成為被貶抑的對象。但在民族與國家占據政治制高點的年代，書寫人人愛看的小情小愛，究竟是對體制的逃逸，還是對現實的逃避，始終耐人玩味。對瓊瑤的貶抑，究竟只是出自寫作手法的批判，或是出於更深層地，對女性個人情愛世界可能對男性集體民族大義的惘惘威脅感到恐懼，也讓學者們爭論不休。
流浪的自由與理由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處，多年來是我夢裡的情人啊！（三毛，〈白手成家〉）如果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野可以成立，三毛的寫作起點應屬純文學陣營。一九六二年，三毛以「陳平」之名，在白先勇主持的《現代文學》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惑〉，此後游擊於中央副刊、人間副刊、《皇冠》、《幼獅文藝》等報刊。一九七四年，三毛在聯合副刊發表〈「中國飯店」〉，並標注「寄自撒哈拉沙漠」，文章引起廣大迴響，其後由皇冠出版《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溫柔的夜》（一九七九）等撒哈拉沙漠四書，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在八○年代和瓊瑤同為高居暢銷書排行榜的兩顆天王巨星。
三毛旋風的開展，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戒嚴時期，國人尚不能自由出國旅遊的年代，撒哈拉沙漠的婚戀生活書寫，為讀者打開遠離「鄉土」的異國之窗；其次，三毛的國籍與文化位階在西方視野中，乃東方主義視線底下被觀看的位置，但在沙漠書寫中，反成是觀看撒哈拉威人的一方。這些視線交錯更突顯現代性想像本身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因素。
若將憂國憂民的主題，視為嚴肅文學正統，女性暢銷作家常成為異議知識分子的批評對象，諸如李敖，認為三毛是瓊瑤的變種，他認為瓊瑤的主題是花草月亮與哀愁，而三毛是花草月亮與哀愁，再加上一把黃沙。當許多知識分子將與政治社會無關的作品排斥在純文學之外，平鑫濤在《皇冠》與職掌聯副期間，反而精準抓住隨著經濟起飛而增長的中產階級讀者，讓文學、藝術能夠與生活結合。平鑫濤的信念是「只有好的文學和不好的文學；只有好或壞，沒有純不純」。純文學的邊界開始模糊，內容也從正襟危坐的愛國反共文學，經由瓊瑤敢愛敢恨的小說呈現、三毛自由奔放的異國婚戀書寫，漸漸走入充滿悲情與喜樂的日常。 （相關報導： 余宜芳專欄：皇冠的文化啟蒙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