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繼承了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之法統，又在美國扶持下成為戰勝國和世界「四強」，自然是以同盟國的視角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且日軍在中華大地上犯下累累暴行，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成為20世紀中華民族主義的頭號大敵。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共政權，都以爭奪抗日戰爭的領導權來確保政權的正當性。
然而二戰時聲稱代表全中國的政權，並不是只有重慶與延安而已，同樣還有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在1945年8月隨著日本戰敗而解體，徹底失去了歷史的話語權。縱然有大量汪精衛政權培育的人才在戰後為國共兩黨效力，其中江澤民還在90年代兼任中共國家主席、中央總書記以及軍委主席等要職，兩岸政權卻仍舊從維護權力的角度出發堅守戰勝國史觀。
而隨著美國與中共關係不斷惡化，導致「反美」逐漸取代「反日」成為大陸「深紅」以及台灣「深藍」族群的「最大公約數」，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汪精衛政權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做了一件蔣中正和毛澤東都不敢做的事情，那就是向美國宣戰。哪怕是韓戰爆發後，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半島上與美國大打出手的毛澤東，都不敢在法律上與美國直接進入戰爭狀態。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因為不滿光緒皇帝獲得列強支持，繞過自己的「垂簾聽政」推行改革，故意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對包括美國在內的11個列強國家宣戰，並放縱義和團屠戮洋人與傳教士。次為20世紀中國，乃至於中國有史以來首次對美國宣戰的歷史事件，但是因為這場戰爭純粹是為了鞏固慈禧太后的個人權位而打，毫無戰略邏輯性可言。
最後換來的結果，是清朝遭到包括美國還有日本在內的「八國聯軍」所共同擊敗，成為了不折不扣的笑話。倒是1940年到1945年的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本身不具備與美國作戰的能力，在軍事上也沒能給美軍帶來重創，卻仍是歷史上第一個從意識形態、外交戰略還有對內宣傳三個面向直接挑戰美利堅霸權的中國政權，值得在此向各位讀者們做個簡單的介紹。
從「反戰」到「宣戰」
嚴格來講，汪精衛政權以「和平、反共、建國」三大信念為號召，1940年建政之初就以維持和平為信念。汪精衛認為自淞滬會戰爆發以來，中國軍民損失過於慘重，應該積極爭取和平建國的喘息空間，於是他主張中國和日本立即停戰。既然都要維持與日本和平了，當然更沒有理由和美國開戰，因此汪政權在太平洋戰爭前的主要立場是期望美日和解。
更何況反對共產主義赤化中國，不只要追求日本與中國的和解，還有南京和重慶兩個國民政府的重歸一統，乃至於美國的全力支持。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似乎汪精衛政權都沒有和美國宣戰的理由。在廣大國人的認知中，汪精衛選擇與日本妥協就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如果連日本都不敢打了，又怎麼敢跟實力更強大的美國較量？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姿橫掃東南亞，逐漸改變了汪精衛對美日戰爭的看法。他發現「白人帝國主義」的勢力並非自己想像的那麼牢不可破，反倒是代表有色人種的日本，有可能在歐洲戰場上的納粹德國配合下，從結構上徹底瓦解英美對亞洲的殖民統治。假若日本真的成功戰勝英美，那麼汪精衛自然要重新思考中國在戰後的新秩序中該扮演什麼角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以南京國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國當然是越早對英美宣戰越好，因為在這場「大東亞聖戰」中出力越多的國家，越能在戰後從日本手中爭取到更多的利益。比如泰國以日本盟友之姿投入緬甸還有馬來半島上對英軍的戰鬥，後來就得以將領土擴張到馬來半島北部四邦以及緬甸撣邦。汪精衛相信若能在對英美的戰爭中立下大功，他領導的中華民國同樣能開疆拓土。
汪精衛政權因為承認滿洲國的關係，被許多中國人視為喪權辱國的傀儡政府，如果能趁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機會收回香港，或者把中國領土擴張到東南亞的英美殖民地，勢必能彌補承認滿洲國的缺憾。不過日本卻沒有在攻下香港後把香港交給汪精衛政權，甚至還不允許汪精衛政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就像英美宣戰。
日本反對宣戰的原因
何以日本反對汪精衛政權立即對英美宣戰？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汪精衛手下沒有足夠強大的軍隊開赴海外投入對英美的戰爭。雖然有大量國軍的雜牌部隊，在目睹到日軍於東南亞擊敗英美盟軍後大規模投效南京國民政府，但這些被從國軍雜牌軍改編而來的和平建國軍實際上是由日軍指揮，負責維持佔領區的治安。
真正汪精衛手中能控制的部隊，始終只有負責保衛南京安全的三個警衛師而已，連與國共抗日游擊隊交戰的機會都沒有，更何況是派往東南亞進攻英美盟軍了。其次是日軍對自己控制下的和平建國軍也高度不信任，深怕把他們送往東南亞作戰，會導致他們大規模向英美盟軍或者中國遠征軍投降，決定不讓任何南京政府的部隊出征海外。
再來則是日軍內部還是認為，手無可戰之兵的汪精衛不具備統一中國的能力。如果真的想要動員中華民族主義投入「大東亞聖戰」，還是必須爭取蔣中正脫離同盟國陣營，引領兩個國民政府統一才有可能。於是他們賦予了汪精衛政權推動「全面和平」的任務，期望兩個國民政府能夠展開政治談判，實現有利於日本擊敗英美勢力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
然而蔣中正篤定英美必將戰勝德日，且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給予「四強」地位還有台灣的主權予以誘惑，導致重慶國民政府拒絕了一切與南京國民政府和談的可能性。再加上中途島海戰與瓜達康納爾島戰役的失敗，使日軍對爭取中華民族主義支持「大東亞聖戰」的需求大增，於是鬆動了反對汪政權對英美宣戰的立場。
於是在1943年1月9日，剛從日本訪問回國的汪精衛以美軍屢次空襲武漢還有廣州，導致大量中國軍民傷亡為由，正式向英國還有美國宣戰。然而宣戰換來的，除了日軍將從英美兩國手中取得的租界還有治外法權交還給南京國民政府之外，汪政權還是什麼都沒有得到。既沒能取回香港，也沒有辦法派兵到東南亞或者太平洋戰場真槍真刀與美軍硬幹。
反西方的意識形態
換言之，汪政權在對美戰爭方面能幫到日本的忙不多，也換不到真正意義上的領土擴張，那是什麼原因驅使汪精衛在1943年1月9日做出了對美國宣戰的決定呢？首先汪精衛與他的革命導師孫中山有一個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對待美國的態度。孫中山本身在檀香山長大，立場高度親西方，甚至還拿過美國國籍。
如果不是因為20年代美國拒絕承認廣州國民政府，堅持以北京北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孫中山絕對沒有可能採取「聯俄容共」政策。然而汪精衛卻把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給當真，即便在蔣中正成功藉由實施「清黨」推進了國民政府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以後都要貫徹到底。所以某種程度上，汪精衛也是國民黨「聯俄路線」的提倡者。
可惜後來他發現蔣中正對蘇聯的觀察完全正確，無論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的關係有多好，蘇聯的親兒子終究還是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是中國國民黨。既然只要俄國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就不可能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金主，那麼汪精衛自然要尋求新的外來勢力支持自己來與背後有美國支持的蔣中正對抗。這個時候，孫中山發表的「大亞洲主義」又成為了他團結日本的意識形態。
中日兩國同為黃種人，要攜手起來瓦解歐美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帝國，建立「屬於亞洲人的亞洲」，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強調去殖民化與民族主義畫的亞洲知識份子之間頗有吸引力。汪精衛甚至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中正的中央政府對抗時，就提出了以「大亞洲主義」為基礎推動中日結盟，驅逐英美勢力出亞洲的構想。
從意識形態還有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將「白人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也是唯一能讓汪精衛政權重新獲得中國人支持的方法。畢竟無論日本人對待中國人有多麼壞，至少都是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亞洲人，甚至還是共同沐浴在儒家文化下的炎黃子孫。對美國宣戰，能大幅提高南京國民政府在中華民族主義者眼中的正當性，降低其賣國的「漢奸」色彩。
提高中國外交地位
在南京國民政府對美國宣戰以前，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已經在美國扶持下取得了世界四強的國際地位，這讓汪精衛相信自己可以此為資本要求日本給他領導下的中國更高的外交待遇。至少在日本統治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也應該要有與重慶國民政府一樣的「四強」地位，讓中國無論在同盟國還是軸心國戰勝的情況下都不會淪為戰敗國。
考量到汪精衛對美國宣戰時，東亞除了日本與中國之外只有泰國具備主權獨立國家地位，而緬甸國與菲律賓第二共和國這兩個親日傀儡政權又要等到1943年末才獲得日本的外交承認，讓中國成為東亞軸心四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把新加坡的自由印度政府算進去，確實是能夠湊出日本、滿洲國、中華民國以及泰國等五個國家。
雖然不具備成為全球五強的能力，但以40年代的中國國力來看，讓中國當東亞五強顯然是比全球五強還要符合邏輯。另外東南亞的英國、美國還有菲律賓殖民地有大量華人，都讓汪精衛在那個仍舊強調種族主義至上的年代，相信中華民國可以星馬地區華人人口佔優勢的理由，要求日本將馬來半島割讓給中國，實現所謂領土擴張。
事實上在把馬來北部四邦領土割讓給泰國之後，馬來半島的華人人口數量確實超越了印度人和馬來人，迫使日本外務省真的認真考慮過汪政權提出的條件。然而日軍懷疑汪精衛的管制能力，更不相信他手下的和平建國軍，堅決反對將任何一塊東南亞殖民地，甚至於本該屬於中國的香港交還給南京國民政府。
日軍這樣的態度，不只注定了汪精衛的失敗，也注定了自己的失敗。到了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發表，美國「慷他人之慨」把日本殖民地台灣交還給重慶國民政府，可日本卻連其海外的戰利品香港或者新加坡都不願讓給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爭奪上輸給蔣中正，也促使日本走上了戰敗的不歸路。
追求第三次國共合作
即便日本不讓汪政權派兵參戰，甚至也不給汪政權任何領土上的補償，但對美宣戰仍符合汪精衛的利益。因為他本來就是為了給中國爭取一個和平發展的良機才與日本合作成立傀儡政權，所以把對美戰爭的責任交給日軍其實是「正合他意」的。正汪政權海軍老兵王翔鵬就認為，太平洋戰爭不過是一場「狗咬狗」的戰爭，中國本來就沒有必要為任何一方犧牲出力。
也因此南京國民政府的轄區，直到日本投降以前都比重慶國民政府還要穩定富裕，民生普遍發展也較西南大後方來得好。但是為中國人民爭取喘息的時間還不夠，他更期望的是推動全中國實現和平統一，讓重慶的蔣中正不再當「美國的砲灰」或「美國的馬前卒」。然而蔣中正卻一如今天烏克蘭的澤倫斯基總統，偏要替「西方削弱日本」，兩個國民政府根本沒有統一的可能。
對汪精衛而言，比較幸運的一點是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達成了和解，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因此他不只能藉由對美國宣戰放棄掉原本的「和平建國」理念，就連「反共抗俄」也能夠拋到千里之外，重新追求「聯俄容共」政策。所以從1943年2月5日開始，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寫有「和平、反共、建國」三字的黃色小旗幟移除掉。
留學日本的汪精衛，成功追求到讓他的「大亞洲主義」與「聯俄容共」政策同時進行，同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展開國共談判。中共情報頭子潘漢年也得以進入上海活動，定期向日軍與和平建國軍交付國軍以及駐華美軍的情報。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讓汪精衛選擇重新爭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呢？答案是他希望藉由與中共的合作，爭取日本將更多的主權歸還給南京國民政府。
比如1943年12月底爆發的清毒運動，就是汪精衛政權在中共地下黨協助下對侵華日軍發起的一場民族主義運動，目的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鴉片買賣的經營權。後來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當時就是南京國民政府學生組織青年救國會的成員，稱得上是汪精衛的職業學生。國共雙方利用日本需要中國人支持抗美的這點，成功為汪精衛政權搶回了毒品經營權。
兩岸統派的精神導師
不過整體回顧汪精衛對美宣戰後80年的發展，我們必須要說他的政權最終還是失敗了。首先光是對英國與美國宣戰，基本上就違背了南京政權「和平建國」的宗旨，使中國無法保持光榮孤立，進而被拖入另外一場美日之間的戰爭之中。再來則是汪精衛政權又配合日本與蘇聯和解的政策，放棄了原本反共的意識形態，更是令原先為了反共而加入汪政權的右派知識份子進退不得。
接著日軍又在1944年發起「一號作戰」，動員50萬人兵力向重慶國民政府發動總攻擊，再再證明了「大東亞戰爭」不是國民黨右翼人士所期望的反共戰爭。日軍侵略中國的目的，是為了推翻蔣中正領導的親美國民政府，甚至為此不惜與中國共產黨相互勾結。汪精衛還被迫出動400萬壯丁協助日軍作戰，讓他們到前線給中美空軍炸射，最後的一丁點和平都沒有辦法維持。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南京國民政府徹底煙消雲散，成為國人眼中的「漢奸」政權，連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都沒有。不知道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汪精衛本人已在1940年11月7日去世，沒看到自己政權的可悲下場。但汪精衛政權
是否完全沒有留給任何中國人資產呢？從筆者訪問過的青年軍老兵黃妙第，仍對1943年汪政權「收復」上海租界的畫面記憶猶新這點來看，其實還是有的。
至少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日軍與汪政權「收復」英美租界的表現讓淪陷區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知到英美列強是可以，或者至少有機會被黃種人打敗的「紙老虎」。他們雖沒有因此認同日本以及日本扶持的南京國民政府，卻也因此更不願意接受處處仰仗美國鼻息的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化身成了協助毛澤東在1949年把蔣中正趕到台灣的民族主義之力。
而追隨蔣中正來台灣的部份國民黨人，同樣在經歷了1949年的《對華白皮書》還有1979年的中美斷交之後，逐漸發現汪精衛當年所謂中國一旦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只會讓美蘇兩強漁翁得利的警告似乎真有一些可信之處，從而認定過往兩蔣父子親美政策全盤失敗。如何推動國共和解，進而拉攏日俄兩國合作對抗美國，成為了兩岸不少民族主義當今的外交戰略主張。
從台灣深藍支持者順應北京宣傳，一昧將美國打成「戰爭販子」，反對國軍所有針對共軍的備戰策略，甚至於鼓吹澤倫斯基早日放棄對普丁的抵抗這一點來看，說汪精衛先生是兩岸當今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的導師，其實是一點都不過分的。雖然汪精衛採取的對日妥協手段，可能又是這些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所強烈批評的，歷史往往就是那麼戲劇性又充滿諷刺。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