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可以說從是從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開始的。1943年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一年。1月，中華民國與美、英兩國簽訂平等新約，其他同盟國相繼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與國府重新商訂新約，中國百年來次殖民地的桎梏終告解除。
2月到4月，蔣夫人宋美齡美國之行頗為成功，喚起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同情，也激勵了美國參與亞洲戰爭的正義感。
10月，國民政府與美、英、蘇共同發表《莫斯科宣言》，承諾同盟國將對軸心國作戰到底，並決定建立一普遍性國際組織。這個宣言也明示了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
11月底，蔣介石夫婦應邀赴埃及，與羅斯福、邱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這是中國首次以世界大國身分，登上國際外交舞台。12月1日，中、美、英三國政府在重慶、華府與倫敦三地同時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示日本從中國所竊占之領土，包括台灣、澎湖與中國東北，都將歸還中華民國。國府及中外近代史學界視為國民政府外交史上的輝煌成就。蔣介石對開羅會議也很滿意，認為「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
然而，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李浩天（Matthew T. Combs）等學者從軍事、外交、內政、社會多方面觀察1943年的中國，指出：在許多方面，「國民政府崩潰的種子就是在1943年種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在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是二戰時期唯一一次中國領導人參與的盟國領袖高峰會議，然而，在耀眼的表象之下，若干問題長期被忽略，例如：為何一手促成此次峰會的宋子文竟然缺席？羅斯福為了與蔣介石晤面，特別舉辦開羅會議，卻為何會後對蔣產生負面印象？蔣介石對這個峰會頗為滿意，但卻為何最後演變成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盟國關係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本研究爬梳蔣介石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檔案，重探蔣介石與開羅會議。
宋子文積極促成
1943年1月，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北非卡薩布蘭卡進行峰會，與自由法國（Free French）代表共同討論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策略，會後並發表宣言，首度表明軸心國需無條件投降。然而，身為同盟國之一的中國卻沒有受邀與會，頗令國府高層不悅。隨後數月裡，宋子文及宋美齡在華府奔走遊說，向美國友人表達把中國排除在同盟國重要集會的不智，以及對於中國民心士氣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6月初，羅斯福告訴宋子文，希望和蔣介石會晤，會晤的形式擬採雙邊會談或中、美、英、蘇四強的高峰會談；地點可在華盛頓或重慶；羅斯福也透過宋美齡轉達此一訊息。
羅斯福希望能夠親自與蔣介石晤面，事出有因。珍珠港事變後，中、美之間經過兩年的合作，已出現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國民政府對於美國處理盟國事務上的不公平態度，譬如租借物資的分配、重歐輕亞策略的堅持、與盟國內部對於戰略擬定的諮詢等，皆有頗多抱怨。
同年（1943年）夏天，美、英與國府對於反攻緬甸戰役應採取何種策略，各方意見不一，僵持不下。此外，蔣介石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間的關係，因個性問題與彼此間對於租借物資如何使用等議題的看法迥異，而出現嚴重摩擦，這都給中、美合作關係蒙上了陰影。
羅斯福希望藉由親自會晤蔣介石，來緩解中、美戰時合作的不愉快；他也希望藉此進一步鼓舞中國軍民士氣，讓國民政府繼續堅持對日抗戰，在中國戰場上牽制日本大軍，從而舒緩盟軍在其他戰場上的龐大壓力。從美國更寬廣的長期戰略而言，羅斯福相信支持中國為四強地位，將有利實現二次戰後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大戰略：遏止包括英、法等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勢力在亞洲復辟，讓中國成為一個自由、強大與民主的國家，並成為亞洲重要的穩定力量。
1943年8月中旬，羅斯福與邱吉爾於加拿大魁北克再次舉行峰會，中方領導人或其代表仍未受邀出席正式峰會，僅宋子文獲邀參與有關對日作戰方面的討論。可以想見，重慶高層對此頗為不悅。
魁北克會議結束不久，8月30日，羅斯福約見宋子文，說明未邀請中方代表是邱吉爾的意思，是英方堅持不允許把中國和美、英、蘇三強平等看待。羅斯福還說，邱吉爾不是中國的朋友，邱並不認同美方對於中國應於戰後在亞洲事務上扮演更積極角色的看法，且對於發動反攻緬甸之役，興趣缺缺。接著，羅斯福向宋子文保證，他個人並不同意邱吉爾的想法，他並樂觀地向英國人預示，中國在未來25年內，一定可以實現高度工業化，並將成為亞洲抵禦共產主義的堡壘。
九月初，宋子文與美方高層就兩國所關切的議題，包括史迪威角色與中國在同盟國內的地位等，坦率交換意見，也論及中美兩國元首的會面。羅斯福總統的特別顧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樂觀地暗示宋子文，此一歷史性會晤很快就會實現。
與此同時，魁北克會議決定設立一個新的東南亞戰區盟軍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由英國親王蒙巴頓將軍（Admiral Louis Mountbatten）來指揮。如此一來，由英國人所主導的「東南亞戰區」和蔣介石所主導的「中緬印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re）重疊。不過羅斯福及其幕僚相信，這些技術性問題都將透過中、美兩國元首的晤面迎刃而解。
1943年10月8日，宋子文離開華府經印度返回重慶述職前夕，他已和美國行政當局就中美間的重大議題達成協議，史迪威將被召回，也敲定中、美、英三國領導人將於11月下旬在埃及開羅召開高峰會。
羅斯福希望史達林也能共襄盛舉，但史達林婉謝出席。羅斯福有意在與蔣介石晤面之前，先在其他地方與蘇聯領導人會晤。經過多方折衝，並考量蘇聯與中共關係以及其尚未正式對日本參戰等因素，盟國最後決定把峰會分成兩場舉行，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先在開羅會晤，隨後史達林在伊朗德黑蘭與羅斯福和邱吉爾會談。
蔣介石寄予厚望
前往開羅出席百年來中國領導人首次重要外交盛宴前夕，蔣介石既期待有有些不安。蔣最初希望能在史達林和邱吉爾之前與羅斯福單獨晤面，建立密切的私人友誼，進而向美國爭取更多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如今，史達林不參加，但邱吉爾來了，蔣介石將面臨與邱吉爾一同競爭美國軍援物資分配的微妙局面，而且，邱吉爾從不掩飾他對中國的輕蔑。其次，直到最後一刻，蔣也沒有把握史達林是否與會。他非常不情願在同盟國之間，在理應友好、並肩作戰的虛假氛圍之下與不懷好意的蘇聯領導人會面。
還有，宋子文身為外交部長，深入參與安排開羅會議種種細節，蔣介石不可能不理解，國民政府內沒有人比宋子文更能掌握峰會議題、盟國內部動態，並就任何臨時狀況提出最佳對策。可是，因為史迪威之事蔣宋鬧翻，蔣對宋「憤怒厭惡」，不願讓宋陪同前往開羅。這意味著中國代表團在開羅峰會上將更加倚賴史迪威。蔣亦不信任史迪威，但兩相比較，蔣還是決定不讓宋子文與會。很不幸，這個決定造成後來不少負面影響。
儘管面對上面這些考量，蔣介石在11月2日首次記下他認為在開羅會議上，與美、英領導人會談時最重要的議題：(1)中國參加美、英聯合參謀團；(2)從速建立國際聯合機構；(3)中、美經濟、金融合作與相關機構之組織；(4)對日最低限度之條件；(5)中國接收日本之海軍與裝備之比例；(6)扶持戴高樂領導之自由法國；(7)引進外資以利戰後中國經濟發展。
接著數日，蔣不斷修訂會談議題及目標，陸續增加下列議題：戰後中國空軍之發展組建、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中英同盟問題與盟國進攻日本之陸海空軍協調。
在啟程前最後兩週，蔣介石與其幕僚對於中國與會的優先議題不斷反覆斟酌、修訂，例如：11月11日當天，蔣介石改變了他準備與羅斯福、邱吉爾商談的優先議題，包括中蘇關係、外蒙古與新疆問題、中國的經濟重建、戰後中國國內鐵路建設與天然資源開發等，甚至連當時中東地區問題，都在蔣的考量之內。
可見，蔣介石對開羅會議滿懷期望，又患得患失。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始終沒有把「反攻緬甸」視為開羅會議上的重要議案。遺憾的是，「反攻緬甸」後來在開羅會議中成為最受矚目、花費最多時間與心力的議題，甚至成為國民政府與美英盟國關係發生重大分歧的關鍵點。
中國代表團於開羅峰會的挫敗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及其幕僚在啟程飛往開羅數小時前，終於確認了國府擬於峰會上提出的重要議題清單：(1)新的戰後國際組織；(2)戰後遠東委員會問題；(3)中、美、英聯合參謀團之組織；(4)日本占領區管理問題；(5)反攻緬甸之總計畫役；(6)朝鮮獨立；(7)中國收復東北與台灣、澎湖。
蔣介石一行人於11月21日上午抵達開羅。史迪威發現中國代表團中竟不見宋子文，覺得奇怪，直覺宋子文缺席是個「謎」（mystery）。當天下午，蔣介石夫婦禮節性拜訪了英國首相邱吉爾。邱吉爾患了感冒，精神與體力不太好，心情也不佳。他自始至終不諒解為何羅斯福總統如此熱情邀請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把中國捧為四強之一。此外，邱吉爾還看不起中國，認為中國的國力不足稱四強，平日就常露出不屑態度，即使在開羅會議期間，他還戲稱，中國人的出席將會使整個高峰會議「脫序」（throw the conference out of gear）。其實，邱吉爾還有一個未說出口的憂慮，他擔心蔣氏夫婦親自出席，羅斯福肯定將會向蔣介石示好，如此一來，勢將剝奪他和羅斯福私下相聚的機會，也難就即將召開的德黑蘭會議對重大議題達成一致立場。雖說如此，蔣介石對與邱吉爾的初次晤面卻印象頗佳，「頗覺融洽，且覺比未晤面以前所想像者為優也。」遺憾的是，這樣好印象幾天後就全然改觀。
11月22日上午11時，邱吉爾禮節性回訪蔣介石夫婦。邱對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冷靜、謹慎自持、有效率」（calm, reserved and efficient），「正處於權力的巔峰」（at the apex of his power）；他形容蔣夫人擁有「引人注目與迷人的特質」（most remarkable and charming personality）。
蔣介石和邱吉爾晤談之際，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抵達開羅，並於當日（22日）下午以歡迎蔣介石為名，舉辦茶會，中美英三個同盟國領袖會面。與此同時，中國代表團參與英美兩國軍事幕僚召開的首場參謀聯席會議。
會議一開始，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提議邀請中方代表以同等地位參加此一參謀聯席會議，這也是蔣介石在日記裡不斷反覆強調的一項重要議題。馬歇爾同時向英方建議，一旦盟軍未來涉及蘇聯事務時，應該也邀請史達林的軍事代表參與參謀聯席會議。孰料，這個擴大參謀聯席會議的構想遭到英方否決，部分美方代表團成員如海軍上將金恩（Admiral Ernst King）也不支持。一番拉鋸後，美英雙方同意未來涉及中國議題時，邀請中方代表與會，但中方將不被納入正式的參謀聯席會議機制。這個結果使得蔣介石亟欲爭取與美英平等地位的戰略目標，在會議尚未正式揭幕前，就幾乎已被妥協了。
美英將領在22日這場首次參謀聯席會議上，也確定了次日（23）三巨頭高峰會的正式討論議程，其中最重要的議題是反攻緬甸戰役。當天晚上，蔣介石與代表團成員從史迪威方面獲悉，中方被徹底排除在會議議程討論之外，任由美英兩方軍事幕僚來決定，而蔣介石自重慶出發前所擬討論的幾項重大議題，絕大部分都被忽略了。中方代表緊急向史迪威求助，史迪威表示，他也是直到最後一分鐘才知道會議議程的安排，實在愛莫能助。面對這個意料之外的狀況，蔣介石的幕僚們束手無策，對次日的高峰會議憂心忡忡。
事實證明，宋子文缺席開羅會議、蔣介石在緬甸反攻問題上對史迪威的依賴、整個中國代表團無法充分掌握開羅峰會的議題，以及中國代表團對參謀聯席會議準備不足所產生的後遺症，在隨後幾天顯現出來。
＊作者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本文選自《重探抗戰史（三）：抗戰與中國之命運》（郭岱君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