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結束一個月以來，中國外交以近年少有的主動姿態強勢回歸國際舞台。對於世界來說，中國未來五年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地區與全球的和平、穩定、發展與繁榮。經歷了過去數年來中美關係的下滑，以及中國與發達國家關係的種種波折，觀察家們對中國的外部關係總體持懷疑情緒。
二十大以來，流行於西方政策人士、經濟學家和商界的一個總體判斷非常尖刻——中國的重商主義時代、或者說中國追求經濟發展的實用主義時代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掛帥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的新歷史時期。這種憂慮並非空穴來風。中國近三年來遵循的新冠疫情清零方案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內外經濟活動的動力和活力，被認為是中國為政治考量犧牲經濟發展的最鮮明實例。儘管二十大已經結束一個月， 中國也進一步減輕了赴華檢測、隔離措施，取消了航班熔斷，但是中國國內仍在摸索同新冠共存的路徑和方式，短期之內仍然看不到放開的可能性。
關於中國經濟實用主義終結的嘆息其實包含了一個重大前提假設，即中國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理所當然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前提假設來自於1979年以來中國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在此原則指導之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為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服務，尤其是外交政策致力於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積極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才有了中國外交80年代以來「韜光養晦」的光榮傳統。今天大部分熟知中國、經驗豐富的中國通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熟悉中國。他們和很多同一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國外交官和國際問題專家一樣，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和韜光養晦是顛撲不破真理般的存在。
但是在習近平時代，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前提已經存疑。按照慣常的說法：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而習近平要讓中國強起來。韜光養晦是戰略，但戰略本身並不是目的。對於習和他的班子來說，中國經歷了多年忍辱負重、韜光養晦，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那麼也許中國已經不需要向過去那樣為了經濟發展和良好的外部環境，犧牲其他方面的國家利益。這並不代表經濟發展不再是中國的基本目標，而意味著經濟發展不再是中國的唯一或者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目標。
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的總體願景被概括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偉大復興」不僅包括經濟發展，也要包括政治、文化、科技、外交、軍事等所有領域的發展進步。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國家統一也被定義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引發了一系列關於國家統一是否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要條件的辯論。毋庸置疑，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定義是廣泛和綜合的，遠遠超出了經濟發展這一過去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