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雙減政策實施近兩年，實施此政策已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對校外補習產業打壓，讓其產業總市值從2萬億人民幣跌至3千100億人民幣，同時引發大規模裁員潮，增加失業的社會問題，然而，《Sixth Tone》報導指出，雙減政策實施後，中國的校外補習班產業轉向地下化。而這些地下補習，主要的客源是富有、人脈廣闊的家庭，也有家長表示因為人脈不足，難以維持兒女補習，有的因此在學業上退步，從上可見，雙減政策並未達到政策目標，因補習班地下化出現的情況更嚴重，且補習費用水漲船高，連普通中產階級家庭也無法負擔高昂補習費用，惡化教育不公平，而一方面，政策實施後，根據調查有62%家長認為學校要改進教學，等同此政策引發新的問題，而此教改政策以減輕學生負擔的名義推動，政策目標為立意良善，但在政策結果卻加重家長的財務負擔，目前的態勢，雙減政策已然失效，故筆者為文檢視雙減政策失效的四大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可作為台灣教改政策的借鏡，筆者論述如下:
一、教改政策必須評估經濟需求的複雜性
雙減政策旨在降低教育、醫療、住房等涉及民生支出來提高全國生育率，為鼓勵讓老百姓生「三胎」而減輕生養孩子的負擔措施，為教育政策上的延伸。然而，雙減政策對於補習班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達到減輕學生負擔、家長負擔的政策目標， 雙減政策用教培行業約1000多萬從業人員的失業換人口生育率的行動策略，目前尚未見到青年人願意增加生育率的現象，但已見到因雙減政策失業的人口，而這些人口將會轉向何處的連鎖效應，有那些配套措施可以幫助這些因政策而失業的人口進行就業？這些是政策改革必須預先周全考量的。
二、教改政策不能忽視應試主義在現實制度的影響性
考試領導教學一直是華人教育的傳統生態，在中國教育領域，高考制度是領導一切教育生態的指揮棒，而雙減政策的政策目標為1.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2.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3.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4.校外培訓負擔會取得良好成效，政策很明顯是要從中小學的教育改革上下手，讓教育回歸正常化，脫離應試主義的控制，回歸素質教育，然而未考量高考指揮棒制度，考試領導教學的關鍵影響力，家長讓小學生補習是為了上好中學，中學生補習是為了上好高中，高中生補習是為了考好大學，上好大學是為了得到好工作，好工作可以獲得好的薪水和高社會地位。上述皆和人性中自我利益相關，如忽略學生壓力、老師壓力的根源是考試領導教學，從事實觀之，雙減政策進行阻絕補習班、甚至是一對一家教班的政策發力已徒勞無功，已讓補習班、一對一家教地下化，且費用更高，連帶雙減政策的原初的目標-實踐教育公平，更無法達到。
三、教改政策須考量新型態的教育不公
無論教改政策如何變化，因為學生學業成績和未來的教育、職業機會高度相關，高社經父母為了確保子女能保持領先，進行社會階層的再製，都會積極的提供更高的費用讓子女去補習班補習，反而導致補習費水漲船高，讓家境困難的子女無法透過補習獲得好成績，進而考上好學校來完成社會流動，最終導致加劇教育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而目前許多人關心雙減能否帶來真正公平的義務教育結果，普遍認為既然開班有嚴重的法律風險，那麼一對一的培訓將會作為富人階層的特供而盛行。而雙減政策實施後，第一線大城市一對一的課程已經漲價到最高每節課（兩小時）5000元人民幣的水準，而其他二三線城市的家教費也紛紛漲價．給家長帶來沈重的學費負擔，並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原先雙減政策的目標便是追求教育公平，但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出現手段和目的錯置，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原先追求教育公平的政策手段，卻加劇了教育不公平的現象，然而，高考制度是現行中國教育政策最大指揮棒，雖高考制度有做強基計畫等漸進式改革，目前不敢做強烈的改革，是因顧及高考制度仍可維護教育公平的機制，有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但雙減政策因阻絕培訓班，已造成地下家教產業興盛，形成富有階級和中產階級，底層階級在教育文化資本的差距，而教育文化資本可以轉換成經濟和社會資本，會讓社會流動降低，形成階層固化，更無法達成雙減政策背後的教育公平。
四、教改政策需要考量父母不讓孩子輸的心理需求
在雙減政策實施後，反而出現更多家長讓學生去補習的狀況，家長不讓孩子輸的心理需求，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也讓教改政策無法出現應有的效果，同時讓教育私有化、教育商品化加劇，教育的公共性削弱，而雙減政策的本質意義是維護教育的公共性，並減輕學生的負擔，而教育公共性的彰顯，不僅是避免教育商品化的壟斷，關注每一個學習者的學習權益，也是當代教育發展的新價值訴求，政府宣佈了針對教育補習班的廣泛改革措施，尋求削減學生的學習負擔，並全面改革這個被資本控制的行業，父母親在不讓孩子輸的心態影響，不論在怎樣的政策形勢，都會找尋方法給孩子最佳的資源，然而，雙減政策的目標是彰顯教育的公共性，避免教育商品化的壟斷，但隨著新政策的變化，現在中國補習班已組織素質教育培訓班、體育課程培訓班，這樣是以補習的形式增加學生的壓力，只是補習課程的名稱從學科轉變成素質，培訓班以不同的課程名稱持續商品化，雙減政策所重視的教育公共性持續弱化。
最近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接受訪談，重談台灣教改政策，也引發爭議，筆者為文提出雙減政策失效的四大原因，正可作為台灣教改政策的借鏡使用，總言之，筆者認為教改政策需建立在人性需求上，除透過教育來提高智識水準和文化素質，更重要的是經由教育來進行社會流動，因得高分才能進名校，進名校能獲取更好的工作和社會資源的現實，導致考試領導教學仍為主流教育生態，所以教改政策需在關切小學考試出題技術、中學考試出題技術，高中考試出題技術，讓試題更具有開放性、靈活性、創新性，讓回答有意義、有深度、有創造力的學生分數提高，好的出題技術使補習班無法精準抓題而獲利，需重視考試出題技術和考試領導教學文化關係密切，好的考試出題技術能讓學生的潛力、能力都被看見，同時化解目前單向培育考試機器的學霸文化，但無實際的問題解決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教育困境，也可達到教育公平的社會正義實踐，同時做到為社會選才舉才的功能，實踐政府公共教育服務的責任--促進社會流動。
＊作者為教育博士、議員候選人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