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區分敵友。」
《毛語錄》
在中共二十大開幕的前一天，《外交政策》刊出中國作家鄧聿文的長文〈誰是習近平的敵人〉（Who Are Xi’s Enemies?）。鄧聿文指出，習近平雖然被奉為中共黨中央與全黨核心，然而在他鞏固權力的過程中，引來多達「十一路反習大軍」的掣肘與反對。不過這些反對勢力彼此分裂、陷於恐懼，更缺乏相同的改革願景與替代方案，難以搖撼習近平的權力根基。
鄧聿文是誰？
鄧聿文2002年進入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擔任記者，後來擔任副編審。他在2012年發表批判性長文〈胡溫的政治遺產〉，引來當時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關注；鄧聿文2013年又在英國《金融時報》批評中國的北韓政策，認為不該繼續跟違反聯合國決議研發核武的北韓保持關係，未久鄧聿文在中央黨校遭到停職。他後來赴美繼續撰文探討中國政治與國際情勢，並且擔任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鄧聿文指出，中共二十大的2296名黨代表雖然會一致同意延長習近平的中共總書記任期，然而他的權力基礎恐怕不如想像中廣泛。以習近平執政10年遇上的政敵之多，鄧聿文認為按照常理，習根本當不了那麼久的總書記。問題是習近平的權力卻日益穩固，即使偶有政變流言，最後也都被證明只是謠言。
鄧聿文稱，參加二十大的兩千多名黨代表，其實都是由習近平最終批准，他當然會設法確保裡頭都是自己人。即便裡頭真有人不喜歡他，也勢必會假裝忠誠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過這不代表他沒有政敵，因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所創造的官產學「鐵三角」，這些年遭到習近平發起的「反腐打貪」嚴重衝擊。
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官員、商人與知識分子都能從中受益，藉此確保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因此「貪腐」也成了改革時最好的「潤滑劑」。「貪腐與改革相輔相成」這個開啟於鄧時代的骯髒小秘密，在後來的中國政治裡被發揚光大，從1978到2012年（也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位時）出現了一大批「政商菁英」：商人透過行賄使其投資得到回報，官員無視監管要求為企業鋪平道路，知識分子則為整個事件進行辯護。
這個產官學勾結的貪腐聯盟在本質上其實難以持續，因為中國經濟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開始放緩，政商精英們利用經濟發展的能力所有下降，他們只好更加依賴貪腐來尋求利益；貪腐盛行也讓交易成本上升，最終阻礙了進一步的改革、抑制了經濟成長；民眾也對嚴重的貪腐現象多所不滿、抗議事件層出不窮—習近平從胡錦濤那裡所繼承的，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惡性循環的中國。
鄧聿文指出，習近平並沒有利用中共的政治權利參與這個循環，他別無選擇，只能「反腐打貪」、只能粉碎這個相互勾結利用的鐵三角，改革中共的貪腐傳統、文化與結構，但這也讓習近平必須挺身對抗整個精英階層。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權力，習近平從此也無法回頭，必須跟各路「反習大軍」對抗到底。鄧聿文在《美國之音》的專欄中指出，這十一路大軍包括黨內的改革派、元老及其派系、紅二代、反腐落馬官員；社會上的公知、維權者、企業家、基督徒、極左毛派；海外的民運人士、法輪功等反中勢力。
黨內改革派
習近平的主要政敵（或者說第一股「反習勢力」），就是在經濟起飛時期獲利最多的黨內精英。鄧聿文說，中國的理想主義與政治異議者當然很多，但大多數反對派都是因為利益受到損害。當然，反習勢力也有人出於理念；有人認同習的想法，卻依舊認為他把國家帶往錯誤的方向。不過鄧聿文還是先從中共內部開始檢討「反習勢力」。
首先是改革派官員，他們大多在40到75歲（包括退休官員）之間，甚至曾經參與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因此更認同鄧小平開啟的改革路線與政策，並且企圖保持黨的改革路線，認為改革才是黨的執政關鍵。當初參與制定改革規劃者多半已經退休，若還留在黨內也年事已高，不過可能依舊佔據各級領導職務，算是黨內骨幹。
這些人反對習近平更改鄧小平的改革路線，主張跟美國與西方和解。不過他們擔心危及自己享有的利益與資源、加上黨內地位不高，這些人只能是「沉默的反對者」，以免遭到黨紀處分。儘管改革派在政治上傾向自由派、甚至呼籲黨進行改革，但他們的利益與黨共進退，因此最多只會呼籲「黨內民主化」，不會也不能與習近平公開決裂。
黨內元老
由元老集體領導的中共傳統，是在鄧小平時代建立起來的。後繼的江澤民與胡錦濤即便貴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中國真正的統治者卻是站在他們身後的老人們。在「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凋零後，江澤民與胡錦濤退位後也同樣晉升為黨內元老。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建立了一個元老們無從置喙的獨裁政權。尤其是這些黨內元老與其派系本身，就是習近平「反腐打貪」的對象。
鄧聿文指出，中共黨內的元老眾多，但最關鍵的派系當數「江（澤民）派」與「（共青）團派」。前者自然是江澤民的人脈與勢力，後者則與胡錦濤關係密切。因為胡錦濤曾是共青團的領導人，這個面向14歲至28歲年輕人的黨組織也成為胡的權力基礎。不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讓元老們不得不小心行事，像是溫家寶的夫人張培莉2012年被《紐時》踢爆聚斂上百億人民幣的鉅富，被認為是「溫家寶白手套」的段偉紅2017年遭到中國調查部門逮捕，至今下落不明。鄧聿文稱，由於溫家寶向習近平屈服，最後才沒有遭到整肅。
鄧聿文稱，習近平當初上位是由黨內一個600人的小組選出。儘管這次「選舉」是在2007年的胡錦濤時代進行，不過這個小組當年仍由「江派」領導。習近平從浙江（2003至2007年習是浙江省委書記）被調往上海擔任市委書記。雖然習在上海任職僅有短短7個月，但這段經歷對他至關重要。有傳言指出，習在2007年10月的十七大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江澤民與「江派」曾慶紅（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意思，因為他們認為低調的習近平比另一位張揚的太子黨薄熙來容易控制。不過習近平顯然不是能被鄧小平撤換的趙紫陽，反而是元老們全遭到習近平控制。
紅二代
習近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之子，標準的「紅二代」與「太子黨」。雖然曾習仲勛在文革時遭到批鬥迫害，但他終究當過國務院副總理、進過中央政治局，晚年更是官拜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近平的「太子黨」資歷原本是他的權力基礎，但鄧聿文指出，在攀上中共總書記的頂峰後，習近平就再也沒有借重「太子黨」的人脈。
「太子黨」雖然是老一輩中共高幹子女的統稱，但他們並非一個統一的政治團體，其中不乏支持黨意的保守派，但也有希望黨內民主化的自由派。著名的「太子黨」包括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少奇之子劉源（解放軍上將）、前商業部副部長任泉生之子任志強（地產大亨），批評習近平是「黑幫老大」的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也是知名的「紅二代」。
若把「太子黨」細分為保守派、中間派與自由派，對習近平背離鄧小平路線最為不滿者當數自由派。鄧聿文稱，習的「反腐打貪」基本上並未傷到「太子黨」，但他對自由派的異議人士向來毫不留情。像是2020年3月，任志強在網路上發文批評政府對武漢疫情的處理，遭法院以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等罪被重判18年；批評習近平的蔡霞也只能流亡海外。
至於「太子黨」中的保守派可能在政治上支持習近平，但他們可能因為遭到習近平忽視而心生不滿。不過鄧聿文認為，「太子黨」這個群體大多都是中間派，因此他們不會像自由派那樣公開譴責習的作為，但私底下可能對習的獨裁嚴詞批評。總的來說，習近平不大可能在「太子黨」之中找到盟友。
落馬的貪腐官員
反習勢力當然也包括那些因為「反腐打貪」遭到雙開甚至判刑的官員，像是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與司法部部長傅政華。 鄧聿文指出，習近平執政的過去十年共有數百名高級官員、超過10萬名中低階官員被捕，這個數字還沒算上那些被捕的官員親人與商業夥伴。他們反對習近平當然不是出於政治理念，而是彼此的利益有所衝突。這些人對習近平「恨之入骨」，因為要是沒有習的「反腐打貪」，他們至今仍在享受財富與尊重——然而被打上貪腐烙印與被迫認罪之後，他們與他們的家人的命運都出現了驚人的逆轉。
公知
在黨外的反對者中，最著名的成員（也是官方抓捕的主要目標）當數普世派與自由派的知識分子、維權者以及人權律師。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輿論曾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認為批評政府是他們的使命。當時的中國政府對他們仍有所忌憚：一方面礙於輿論反彈，不敢對其太過強硬，對他們卻又不敢完全放縱。不過在習近平上台兩三年後，這種不敢抓又不敢放的態度出現了根本的改變——習政府開始對這些人進行鐵腕鎮壓，最終造成自由派的潰敗。
鄧聿文表示，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習時代幾乎被消除殆盡，除了少數敢於批評者之外，多數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只能逃往國外。由於當局有效地貶低了「公知」的含意，在今日中國「公知」已經淪為笑柄罵名，知識分子們在習近平上台前公開針砭時事、討論西方制度、甚至批評政府的場景已不復見。
維權者
鄧聿文認為，在黨外的反習勢力中極具行動與組織力，使當權者最為忌憚者就是維權人士。這些人 往往與政治或黨派無涉，是因爲切身利益遭到政府或企業的侵犯，才挺身捍衛自己的權益。這也使得維權人士往往特別堅決、並且有組織地進行反抗。中共向來對「組織性的反對力量」打擊最為嚴厲，對其領導者更是處以重刑，像是2015年7月的「709大抓捕」。
民營企業家
民營企業通常會跟政治保持距離，但企業家之中仍不乏習近平的反對者。鄧聿文認為企業家的利益通常跟官員保持一致，像是明天系集團創辦人肖建華（在六四事件中全身而退，被認為配合中共擔任告密者）、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曾任王岐山的助手）；甚至企業家與中共高幹後代的聯姻也時有所聞，像是與鄧小平外孫女鄧卓芮結婚的安邦保險主席吳小暉。不過在「反腐打貪」的過程中，企業家往往也難免被捲入其中，自然也就與習近平為敵。
除了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鄧聿文認為中國的私有財產根本不受保障，才是企業家們反習的更根本原因。企業家的投資只要違反當局意願、大到讓政府感到擔心、或是只因為企業家沒辦法討好當權者，都有可能遭到政府與官員們的任意處分。像是馬雲、馬化騰都遭到政府逼捐；大午集團因為跟國有企業打官司，51億資產竟然遭到政府沒收賤賣；阿里巴巴、滴滴打車、補教業龍頭新東方都遭到打擊或被迫重組。鄧聿文認為，這是因為中共將私人資本與企業家視為潛在的異議者，但企業家們就算不滿習近平，通常也只是一種無聲的反對，不至於跟當權者直接發生衝突。
極左毛派
鄧聿文認為，習近平政權雖然也揮舞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那只是當成掩蓋高層利益的遮羞布。極左毛派則是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念，批評當局對下層人民和工人利益的漠不關心，甚至直接採取行動。像是10月13日出現在北京四通橋的抗議標語呼籲罷工罷課，顯然就展現了極左毛派的影響力。因此激進左派人士在中國也遭到強硬鎮壓，特別是那些精通毛澤東著作、甚至遵循毛的主張試圖組織工人的年輕毛派分子，這也將極左毛派推到了反習的行列。
其他黨外勢力
當天主教會被迫轉入地下、神職人員被捕，人數可能上億的中國基督徒當然也不喜歡習近平。此外包括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逃往海外的民運人士，目前主要在國外活動的法輪功等反中勢力，也都是習近平的反對者。二十大召開前，網路上盛傳「習（近平）下、李（克強）上」的說法。鄧聿文認為這個謠言很可能是由反習勢力在海外策劃與傳播，他們希望在黨內散播混亂和異議，最終造成習近平無法連任的結果。
反對勢力能扳倒習近平嗎？
鄧聿文指出，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綜觀人類歷史也非常罕見。因為他幾乎把中國整個精英階層都得罪光了，但這麼多的反對者卻拿他沒有辦法。對於這樣一個毫無「戰功」、上台之初有些唯唯諾諾，元老們認為容易擺平，（執政初期）沒有自己的班底和權力基礎的領導人，他的權力為何在上台兩三年內快速膨脹，上台五年後甚至將自己的思想寫進黨綱，這確實是一個謎團。
習近平以國家機器與數位技術監控與壓制反對派，固然能減少他們團結的能力，但在其崛起的過程中，得罪的人也越來越多，「某種程度上，罵習已經成了精英階層的共同心聲」。鄧聿文說，四面樹敵是習近平的必然宿命，因為他的集權並非建立在現有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基礎上，而是以打碎舊有的「官產學鐵三角」作為代價。不過習近平尚未建立起新的官產學精英聯盟，這也給了舊勢力推翻他的機會。
若單從「十一路反習勢力」的力量來看，鄧聿文認為習近平跟他的小圈子可說難以匹敵，這也是為什麼不乏嚴謹的學者相信「中南海可能發生政變」。不過中共黨內的反習勢力（改革派、元老、太子黨）就算反對習近平，但他們的利益仍與中共大體一致，這也削弱了他們的反習力量。加上習近平現在的勢力與盟友已經深入各個層面，這十一路心思各異的反對者也不見得能與其抗衡。像是坐在人民大會堂裡的兩千多名黨代表就期盼獲得總書記的肯定與支持，好在黨內更上層樓。習的反腐運動也在各個部門留下數百個高階空缺，任何有抱負的黨員都將與習保持高度一致。
黨內元老及其追隨者原本以「江派」與「團派」最為重要，但如今「習派」（習近平派系）的聲勢已後來居上，不少外媒甚至預估「習派」入常可能過半。當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不願再被元老左右，習近平曾在福建（近20年）、浙江（5年）長時間執政，這兩地也成為他重要的人才基地。加上少數上海幫、習近平的校友、從其他派系轉而效忠習近平的官員，都成為習的忠誠擁護者。鄧聿文估計，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共25人）至少就有12名習派人馬，二十屆可能更會增加到15人以上。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與脫貧攻堅為他贏得中下階層民眾的支持；習近平執政10年對民族主義的動員，滿足了大多數人對國家強盛與繁榮敘事的需要。雖然中下階層與民族主義者很大程度可能重疊，但如今的中國也有不少中產與精英階級認同民族主義的召喚，即便「動態清零」讓這個群體對習的好感有所下降，但鄧聿文認為總體支持率仍然很高。
習近平在知識分子之中雖然相對不受歡迎，不過習近平以社會主義作為號召、將自己描繪成國家利益的保護者、試圖領導中國走向富強，使得不少左派學者與認同中央集權者還是願意支持他。至於曾被毛澤東稱為「槍桿子出政權」的解放軍，習近平也利用反腐運動清洗高階將領，將更多軍方的支持者安排到高級職位上。他在軍隊中推行反腐與強軍改革，也讓解放軍恢復榮譽，尤其是中下層軍官看見了晉升的希望，中國人民解放軍某程度上已成為習近平的私兵。
基於以上分析，鄧聿文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已有堅持基礎，足以對抗反對者。儘管他的反對派規模龐大、來源眾多，但他們彼此之間卻處於分裂、恐懼、也難以組織，更缺乏相同的改革願景與替代方案，難以搖撼習近平的權力根基。即便黨內也有願意反習的官員，但他們絕大多數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面對習的倒行逆施仍選擇明哲保身，甚至願意表態擁護。
鄧聿文指出：「這當然不能怪罪他們。人骨子裡是由自私的基因支配著的，何況還在中共這個醬缸文化裡被污染了那麼久，並面臨著高壓的政治恐怖氣氛，因此除非突變已經發生，否則對他們的行為是可以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