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市崩跌已影響到投資人對不動產市場的信心，這項長期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產業，前景勢必蒙上陰影。而且因土地開發造成的金融亂象，勢必延燒到中國銀行業，值得台灣金融業、監理主管單位關注。
中國自從19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後，截取台灣以外銷帶動經濟成長的模式，加上當時充沛、廉價且年輕的人力資源，以及廣大而未開發的商品市場商機，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經濟雖因國際制裁而在短期內引起重挫，然由90年代中期開始，即累積因外銷產品大量產生的財富。〔圖1〕顯示，1985年台灣人均國民生產毛額（GDP percapita）約為3,300美元，是中國293美元的11.3倍，但因中國經濟在2000年之後大幅依賴不動產市場，成就了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成長，直到2020年，兩國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差距已縮小到2.7倍（28,358美元 vs. 10,525美元）。據估計，在2010年代後，與房地產直接和間接相關產業（如開發、營建、原材料到銷售、融資等）已高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9％。這也造成巨大的不動產泡沫和持續增加的融資，加大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
長期濫用不動產高度開發成長
幾個原因造成中國不動產市場由2000年代初期開始大幅成長，也為日後中國經濟發展埋下變數。首先，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利用其對經濟的指揮和控制權，引導這種如製造泡沫般的成長。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監管考核模式，乃唯國民生產毛額成長達標是問，靠製造業不僅需要長時間苦幹實幹外，企業主還需要承擔管理責任及風險，因此地方政府達成目標的巧門捷徑，就是依賴不動產市場金玉其外的高度開發成長。長期濫用的下場，即造成總體經濟敗絮其內。
對政府監理鬆散且法治不落實的國家，因土地開發產生迅速，且更容易產生內外交相賊的利益交換，孳生勾結牟利的溫床，自然變成政商樂此不疲的互利商機。大量複製下，又產生另外一個足以動搖中國國本的副作用，就是政府領導一旦更換，就開始一批新的、但未必有用的土地開發及基礎建設（中國的高鐵就是另外一個例證），經歷幾任的好大喜功後，政府財政就敗壞不堪。而類似欠缺詳細評估的投資模式，也發生在如一帶一路的對外援助基礎建設貸款上，造成借款人與貸款人雙輸的局面。這也就部分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近年來債台高築，如2021年政府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已為69％，較2019年大幅上升12％（請參考2022年3月《台灣銀行家》「正視各國政府大幅舉債風險一文」）。 （相關報導： 沈凌觀點：中西脫鉤導致全球化破裂，經濟將會如何？ ｜ 更多文章 ）
購房者和地產商投機文化盛行
再者，中國在2000年代初期已成為世界工廠，大量外匯所得轉換為本國貨幣，造成人民幣供給大幅增加，而儲蓄率高達40％以上（2019年為45％），為世界數一數二，若考慮中國的人口，其累積資本總量相當可觀，但適當投資管道卻相當有限。中國也有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最嚴格的外匯管制，造成一般中國人民向外投資困難。其國內股市、債市、不動產市場就成了主要的可能投資標的。然而，中國的財產權保障及法律的執行落實不佳，即使舉世聞名且富可敵國的巨商企業，與北京權力核心關係良好的紅頂貴賈，也未必保證其財產權甚至人身自由安全。眾所周知，如馬雲、肖建華、郭文貴、任志強等被查稅、罰款、流放海外，甚至判刑之例時有所聞，幾等同公告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被收割的「韭菜」。因此，對於需要承擔高風險、成長曠日耗時的創業和新創，就不為中國投資人所喜。不動產看得見、摸得到，頗符合中國文化中「有土斯有財」的投資觀念，因此成為一般民眾累積財富最便捷有效的方法。到2020年，不動產持有在家庭財富中的占比約為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