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是美國的親密盟友，而過去20年澳洲一直試圖在美國及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之間艱難地達到平衡。美國期刊《外交政策》1日指出，澳洲新外長黃英賢5月上任後，曾數次表示她希望改變世界對澳洲的看法，讓澳洲變得「不只是全球地緣政治大戲的配角」。
澳洲智庫「澳洲國際事務協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席金格爾（Allan Gyngell）曾出書《害怕遭遺棄》（Fear of Abandonment），《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表示這個書名有力地總結了澳洲這個中等強國的心態。
傳統上，澳洲被視為歐洲的前哨基地，對於自身在亞洲門口的位置感到不安。金格爾表示澳洲一直認為自身安全依賴於大國，首先是英國，然後是美國。二戰期間，英國放棄了澳洲，結果澳洲轉向了美國。然而，澳洲對於遭到遺棄的恐懼從未像現在一樣強烈：澳洲目睹了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承諾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但其承諾未能兌現，接著是川普（Donald Trump）政府難以理解的混亂局面。金格爾認為對於澳洲來說，追隨超級大國越來越危險。
過去數十年來，澳洲兩大政黨「澳洲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與自由黨（Liberal Party）一直致力於支持基於規則的秩序，澳洲與美國結盟也無疑是外交政策核心。然而，澳洲新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帶來了積極行動的新模式。
黃英賢認為澳洲是時候放棄對英語圈（Anglosphere）的支持了，她說：「外交政策始於我們的身分。」她7月在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表示，澳洲的祖先來自270個族群，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文化，「這讓我們能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並說『我們有共同點』。」
毫無疑問的是，黃英賢雄心勃勃，她希望找到與鄰近的小國與中等強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協助建立「尊重主權的和平繁榮地區」，並希望這終將塑造中國及美國這2個超級大國的行為方式。黃英賢說澳洲正處於「影響力遊戲」，必須利用所有國家工具來因應近代史上最不確定的時期。
準備充分的外交部長
2016年，黃英賢接任在野黨外交事務工作，此後一直做準備。2019年，金格爾稱她可能是澳洲有史以來準備最充分的外交部長。2019年，她榮獲澳洲政治領導獎「麥金儂獎」（McKinnon Prize），評審指出她於在野時期就做到政策創新，這是難得的成就。
1836年，黃英賢母親的祖先以難民身分來到英國殖民地「南澳洲」（South Australia），而她父親的祖先來自中國廣東，當年他們被英屬北婆羅洲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ompany）招募為農工，在廣闊的煙草園、木材種植園、錫礦工作。
黃英賢的父親黃銳誠（Francis Wong）是馬來西亞客家人，他是二戰後倡議可倫坡計畫（Colombo Plan）的受益者，獲得資助到澳洲阿德雷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攻讀建築學，結識了一名澳洲女子，兩人在1967年結婚。
然而，當時澳洲仍實施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黃銳誠與妻子無法留在澳洲，於是兩人回黃銳誠的故鄉、馬來西亞亞庇（Kota Kinabalu）定居，黃英賢於1968年11月誕生。
黃英賢約7歲時，父母親離婚，她的母親帶她與弟弟回到澳洲阿德雷德，而他們是郊區小學裡唯一的亞洲面孔。黃英賢不斷遭受種族歧視，這個成長經歷讓她的性格變得堅毅果斷，她說：「我學會了即使感到非常混亂與煎熬，仍保持穩定與平靜。」
1992年，時任澳洲總理基廷（Paul Keating）發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演講，他宣布二戰時澳洲在新加坡戰役慘敗的故事與一戰時澳洲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慘敗的故事一樣重要。黃英賢接受金格爾採訪時表示，在基廷那次演講之後，她到馬來西亞探望父親後，飛機降落在澳洲時，她第一次對自己說：「現在這是我的國家，這是我的家。」
今年6月，黃英賢回到亞庇，與馬來西亞家人合照。《外交政策》指出，她要傳達的訊息很明確：這是她的故事，也是典型的當代澳洲故事。澳洲多元，融合多個民族及個人歷史，現在黃英賢將這種「將澳洲視為該地區一份子」的意識描述為有效外交政策的核心。
對中立場
上一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帶領的政府表現得像是已經在美國及中國之間做出選擇，尤其是去年澳洲、英國、美國締結「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協議（AUKUS），3個國家建立了國防技術夥伴關係，美英聯手協助澳洲打造一支核動力潛艦（搭載傳統武器）艦隊，直接挑戰中國在印太地區與南海的軍事擴張，而這被廣泛解釋為「澳洲未來的國防與美國限制中國擴張的目標關係密切」。
今年4月，索羅門群島（Solomons Islands）政府與中國簽訂安全協議，這件事顯然讓澳洲莫里森政府措手不及，並引發一場危機，國際社會質疑澳洲在太平洋地區的有效性。今年競選期間，黃英賢稱索羅門群島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是「二戰以來澳洲在太平洋地區最嚴重的政策失敗」，而這起事件削弱莫里森政府聲稱的國家安全優勢。
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當選澳洲總理，黃英賢上台後，原本降至冰點的中澳關係開始解凍。今年7月，黃英賢在印尼峇里島（Bali）20國集團外長會議（G-20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結束時，會見了中國外長王毅，並對王毅表示：「澳洲將在必要時，針對那些對我們國家及人民至關重要的問題發表意見，我們將冷靜且始終如一這樣做。」《外交政策》指出，黃英賢這段話含蓄批評了中國及前澳洲政府之間劍拔弩張的關係。
9月的聯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上，黃英賢敦促中國取消對澳洲的懲罰性貿易措施，並利用其對俄羅斯的影響力協助結束烏克蘭戰爭。她表示：「我認為這是一條漫長道路，雙方必須採取許多步驟才能建立更穩定的關係，」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稱願與澳洲「妥善解決分歧」，雙方應該「相向而行」。這是雙方語氣的明顯轉變。
對台立場
中澳關係開始解凍已被廣泛報導為黃英賢外交政策的初期成功。今年8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訪問台灣，黃英賢並未表態支持，但也沒有批評，而是說這次訪問是美國的事。裴洛西訪台期間，中國朝台灣方向發射9枚飛彈，其中5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EEZ），黃英賢呼籲中國「克制及緩和衝突局勢」。
黃英賢發表這些評論後的數日內，澳洲多個嚴肅的時事節目都想採訪黃英賢，她幾乎全數拒絕。《外交政策》指出，這樣一來，黃英賢就能迴避大多數記者想問的問題：一旦情況緊急，澳洲是否會與美國一起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前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去年 11月表示，澳洲不這樣做「不可思議」，但黃英賢並未表態。
建立「穩定點」
黃英賢曾說衝突降級的方式是「多一點策略，少一點政治，少說多做。」為此，她敦促太平洋島國與東協（ASEAN）領導人與澳洲一起努力在美中之間建立「穩定點」（settling point）。
黃英賢強調東協的「中心地位」，她曾於在野時期說：「東南亞國家已經明確表示不想在大國之間做出選擇，但他們想在重塑該地區時發揮作用。」今年6月，她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將東協描述為「印太的中心」，並表示東協的力量「在於它能為該地區發聲，並平衡區域強權。」她建議亞太區域論壇發揮作用，在美國及中國之間尋求「穩定點」。
2019年9月，黃英賢在印尼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演講中首次闡明「穩定點」的概念。她說美國的領導力「在構思領導國際社會時最有效，」，而中國也應該認識到「這個區域大多數人都對獨裁主義的中國成為主導力量感到不安。」 她說現實是「美國與中國都無法發揮無可爭辯的主導地位，兩國必須學會接受對方是大國。」
黃英賢還表示，「穩定點」意味著美國擁抱該地區的多極未來，「印尼、印度、日本等國家在該地區發揮越來越重要的領導作用」。此後，她在好幾次演講中重述了這些想法，上任後依舊提到了「穩定點」，但重點已轉移到「戰略平衡」（strategic equilibrium）。
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戰略與國防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名譽教授懷特（Hugh White）表示，這場爭鬥其實已經結束，中國已然獲勝，並表示澳洲應該告訴美國將台灣交給中國，然後開始與中國討論其在新霸權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外交政策學者一致認為澳洲確實對美國有影響，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美國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執行長格林（Michael Green）寫道：「美國華府的亞洲政策戰略圈非常小……而且也很容易受到影響……如果有來自澳洲這種可靠夥伴的好點子，他們會直接上報。」
《外交政策》指出如果黃英賢成功了，澳洲在盟友及貿易夥伴之間的選擇將不再是二元對立。她過去在野時，曾說工黨的政策會涉及「不斷地為我們做出決定……一個被打亂的世界是非線性的世界，因此它不僅是充滿選擇的世界，也是充滿選擇及決策的世界。」
如果黃英賢成功，澳洲將在該地區擁有代理權，它與美國結盟，但不一定總是跟從美國。澳洲將改變外界對澳洲的看法及看待自己的方式，這將有助於塑造區域論壇及全球超級大國的行為，黃英賢或許甚至能為避免戰爭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