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由於種種原因，工人們總是能找到蒙混過關的工作方法。
「許多人無法離職：他們可能沒有可以轉移的技能、在別處找不到具有靈活性和福利好的工作，或是他們生活的小社區缺乏其他就業機會。」
他補充道，同時經濟本身也在不滿員工無法離開工作崗位中起到一定作用。「由於就業市場疲軟，經濟放緩增加了與辭職相關的風險和成本。」
在這些情況下，消極怠工就成了那些無法在工作中有晉升機會、或職業生涯已不再是他們人生重點的員工的選擇。
「總是在工作上超越自己費心費神，」柯洛茨說。「如果有人覺得他們在公司沒有出頭之日就沒有努力的必要了。因此，『躺平』並不只是針對年輕一代而言 - 它適用於感覺自己沒有用武之地但又沒有理由辭職的任何人。」
但與消極怠工不同的是，「靜默辭職」的員工並不一定是每天懈怠工作。柯洛茨說，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往往朝九晚五上班，但不再努力。
「早到晚走，放下自己的工作幫助同事，對工作盡可能全力以赴 - 這些都是對公司付出加倍努力的行為，但（長此以往）可能會讓自己吃不消。」
「靜默辭職」為什麼方興未艾？
柯洛茨教授認為，「靜默辭職」之所以目前能特別能引起人們共鳴與新冠疫情，以及圍繞精神健康的對話增加有關。
柯洛茨表示，在許多時候，員工（自己）採取行動防止出現過勞現象。
「靜默辭職實際上是人們重新劃定工作（與生活）界限，以便他們不必24/7想著工作的一種方式。這樣讓他們可以把時間和經歷轉移到那些對他們生活上更有意義的其他方面，從而改善幸福感。」
在新冠疫情期間堅持工作，可能也是導致更多員工感覺與工作脫節，為「靜默辭職」現象添柴。 總部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民意分析公司蓋洛普負責職場管理和幸福的首席科學家哈特認為，這一趨勢主要是由剛入職的員工帶動的。
「年輕員工一般工作更投入，但現在這種情況正在下降，」他解釋說。「在新冠疫情後，同老一代員工相比，他們在涉及到為公司工作的目的方面可能設定的標準更高。」
哈特說，經理和員工之間的脫節進一步加深。他引用蓋洛普2022年6月的調查數字說，在15001名美國員工中，只有21%的人覺得公司關心他們的整體福祉，而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這一比例為50%。
隨著通膨飆升、實際工資大幅下滑，這種情緒可能變得更加突出。
「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文化裂痕，使員工遠離他們的僱主。」他補充說。
以吉瑪為例，她決定「靜默辭職」緣於她跟僱主之間一直有潛在問題，讓她感覺自己的業績表現一直被忽略。
「我不開心有一段時間了，」她解釋說。「我工作單位的職場文化非常糟糕，有毒。儘管我總是比其他同事更努力工作，但卻從未反映到我的工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