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歲，也許已經太遲了。但至少開始去做，以完成自己的最後心願。
寫了好幾篇，在2019年四月初突然接到黎智英的電話。他說想同我商量一下，能不能暫時停寫回憶錄幾天，評論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這件事。我說之前已經寫過一篇。他說他剛到台灣，同機有一位台灣朋友跟他說，很希望能看到我評論這件事。不是其他人，而是特指要看我寫。我說好。黎智英連說謝謝、拜託。
在《蘋果》寫稿二十多年，黎老闆幾乎從來沒跟我說要寫什麼。這次打電話來，顯然他很關注這件事。事實上，事態的發展也使我越來越關注了。
想不到，這一寫，就不是僅僅幾天，而是寫了一整年。不是黎智英要我寫，而是我被一場波濤洶湧的反送中運動牽動著心緒，使我再也沒有心情去緬懷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牽引著關注，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事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的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
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擱下寫回憶錄的心願，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過去的經歷，已經不那麼重要。新的體認，改變我過去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認知。反送中運動的整個過程，醍醐灌頂般讓我對人生歷程有了新的醒悟。這是我老年生命中新的一章。日後無論做什麼事，包括若要寫回憶錄，這一章對我的思想和書寫都太重要了。
儘管寫政論文章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什麼事、走哪條路，往往是受感情而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我放下了自己的回憶錄，是因為轟轟烈烈的事情就在我眼前發生，人不能沒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勵而做自己要做的事。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接下來，我會寫極具意義的香港2019年。對這一年發生的事，各類媒體已經報導很多了。我也出了一本書《香港覺醒》。在這裡，我不再重複講眾所周知的事，但會記下事情的緣起，以及我認知的幾個重要改變。（193）
圖，2019年新春去壹傳媒大樓，與黎智英及大部分壹傳媒員工吃團年飯。那時還不知道會有整年動盪不止的反送中抗爭。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