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
失敗者回憶錄193：中國貪腐奇談
前文提到一度在香港氾濫的大陸禁書，內容七八成是捏造的。幾位讀友不同意，說這些禁書的內容七八成是真的。有關某女子為名人生下兒子卻母子均人間蒸發之事，讀友認為若非事實，不會如此緊張，甚至破壞《基本法》越境擄人，更把整間書店所有人抓起來審查。這絕非一般情色小事。
讀友所言當然也有道理。這些書我一本也沒看過。我根據出版商的說法，指七八成捏造，主要是指這些書真名實姓具體而微的描述；至於內容所反映的社會現況，我也相信七八成是真的。
我自1989年六四後被中共點名批判，就沒有再去大陸。直至2006年，經朋友疏通，我再領到「回鄉證」，於是去北京看望年老多病的五叔。也同麗儀去深圳會見她的舊友、學生。後來又去了多次大陸，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青島、海南、內蒙等地。見到中國經濟起飛，城市面貌大改變。也聽到、看到整個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權錢色在經濟起飛中的運作。許多事情對於在廉政社會生活多年的香港人來說完全陌生，也不得不佩服大陸人動歪腦筋、鑽漏洞之靈活。
一位在地產發跡的朋友，私下告訴我，他多年收地、建房、建酒店牽涉到許多官司，但每一次都贏。秘訣就是：每一件官司，法院都會在立案時即公佈主審法官的名字，他於是想方設法找到這位法官，請法官給他介紹律師。這就是官司必勝之道。沒有任何行賄貪污的痕跡。
他建酒店，就去找消防局長，請他介紹裝修公司。於是，消防局來檢查防火通道，也一定過關。
這樣的事，在全國一定非常普遍，花樣層出不窮。生活在講規則社會中的人是難以想像的。為什麼任何官司在立案時就要公佈主審法官的名字呢？是為了讓腐敗可以方便行事嗎？
在一個飯局中，我聽到一位據稱是中央紀委高幹的人說：我們對待一些事情，要從人性化的角度去考慮處理。人性化？是暗指「人性本貪」因而對待貪腐應該網開一面嗎？
中國劇作家沙葉新在1979年發表劇作《假如我是真的》，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遭禁演。但實際上，所揭露的幹部特權，與後來的發展相比，只是小菜一碟。三十年後的2009年，沙葉新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多字的長文：《「腐敗」文化──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總結出中國官員貪污腐敗的集團化、部門化、市場化、黑幫化，貪官品性的低下、骯髒。最震撼的揭露，是買賣官位的「市場化」。
沙葉新列出湖南郴州販賣「烏紗帽」的市場價格，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的200萬，到縣檢察長、縣政府辦主任的20萬，一一列出價碼。而烏紗帽收入也由郴州市委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按比例分配。
這是2009年一個小城市的買官價碼。經過多年，我聽到廣東省某城市要買一個公安局長來做，價碼已升到兩億元。用兩億元成本，做一個未知可以做多久的職位，其油水之豐厚可想而知。怪不得中國有這麼多人來香港買樓掃貨了。
沙葉新那時的結論是：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以法治國，以德治國，都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國才是實情。「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時，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這個平衡被打破，就將危及政權本身，這才有了所謂『反腐』。」
後來的發展比沙葉新的結論更不堪：各級官員的貪慾永遠沒有滿意的時候；而百姓也習慣了，不行賄還辦不了事。所謂「反腐」跟政權穩定無關，而是跟某人的權力地位有關，是鬥倒政敵的招數。若真要反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公開所有官員的財產。但中共對此是提都不准提。由此可見，「以腐治國」和「以反腐作為權爭手段」，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政權運作之本。
中共高幹牽涉情色事件之普遍，已毋庸多說。最令人咋舌的是2017年北京紅黃藍幼兒園的兒童被性侵一事。事件爆出後，有位自稱在教育行業混了20多年的網絡作家敖歌寫了一篇帖文，說「性侵幼女很早就是一個產業鏈了」，而且這產業鏈已擴大到全國大小城市。他說，有一個網站叫「幼幼資源網」，裡面小女孩圖片來自各地幼兒園。參與破案的警察聊天時說：幼兒園扮演皮條客，一個幼女報價10萬元至50萬元。「風險不高，因為99%的幼女不會對任何人講她發生了甚麼事，包括父母在內」。
我對這些傳聞半信半疑，因為太匪夷所思，而且沒有憑據。但我在大陸的朋友對這些事卻深信不疑。他說，經過文革的無情惡鬥，然後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物慾橫流，人性之墮落，私慾凌駕一切善良道德，你無法了解整個社會已經腐爛到什麼程度了。
中國內外施政的邏輯有兩個，一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二是「一闊臉就變」。
九七年江澤民來香港主持主權轉移，他反反覆覆強調《基本法》所宣稱的，中國絕對不容許中央各部門、各省市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的五十萬人遊行，董建華收回立法，中國也沒有干涉。那是因為中國還亟需香港的投資、換匯，和通過香港進口高科技產品，出口又可享低關稅。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出於利益考量的忍讓。
隨著中國入世，成為世界工廠，經濟起飛了，權貴也就「一闊臉就變」。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由暗到明，不再提香港實行高度自治，而是改口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又說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不具現實意義。越境擄人被輿論廣泛報導後，修改「逃犯條例」就推出來了。
一國兩制的「一國」腐爛到這種地步，還要把這種腐爛向香港這一制推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自發的，還是被逼出來的？
失敗者回憶錄194：2019，生命中新的一章
特首向極權通體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輿論都無力回天，更何況我只是在一份報紙中寫個小專欄。
2019年三月底，我想到再過幾天就83歲了。於是我在《蘋果日報》的專欄表示，將在接下來每週五天的專欄裡，寫些一生中值得記下來的往事，和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不是完整的自傳，但把一些回憶留下來，是我人生的最後心願。
換句話說，在專欄裡將不再評論時政。
作出這個決定，是覺得時事評論越來越沒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會仍然會往相反方向走。
早幾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選香港特首的三個條件：愛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前兩個條件是沒有準則的，是否愛國愛港和管治能力多高，全憑中共領導人的自由心證；但社會認受性雖沒有普選的數量化準則，至少還有民調可供參考。因此梁振英才會以揭唐英年醜聞，來拉抬自己的民調，使中共有藉口要聽話的選舉委員投票給他。但是，到2017年再選特首，中共就乾脆不提社會認受性了，硬要選委放棄民望甚高的曾俊華，投票給民望低的林鄭月娥。連民調支持這一個條件都沒有，特首還能夠不百分百聽北京的話行事嗎？甚而不只聽話，還會揣摩上意去加碼迎合北京意願！
作為香港社會穩定磐石的香港獨立司法，也變了顏色。除了人大釋法的新訂法律居然有追溯力外，香港法院多次對抗爭者以判刑須具「阻嚇性」為由加重刑罰。在所有司法健全的地區，「阻嚇性」只能夠是判刑時的微量考慮因素，否則就違反依法量刑的精神，變成司法為政治服務了。人們不會忘記1983年鄧小平發起的「嚴打」，即「從嚴從重打擊刑事犯罪」，許多輕罪案件就被重判，其中有「偷一元錢判死刑」的報導。香港法院的「阻嚇性」判刑越來越多，市民也就失去司法保障。
這只是一時想到的兩件事：特首向極權通體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輿論都無力回天，更何況我只是在一份報紙中寫個小專欄。
既然時評改變不了什麼，就想到寫回憶錄的事。至少十年前，就有朋友催促我寫自傳。我的人生經歷微不足道，但可說既幸運又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經歷極大變遷的時代，而我置身在觀察、報導和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當中，經歷在香港最能夠自由報導海峽兩岸事態的時代，也眼看著香港這地方新聞自由的失落。我的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有些特別。我想在有生之年，給自己留下幾片雪泥鴻爪。
83歲，也許已經太遲了。但至少開始去做，以完成自己的最後心願。
寫了好幾篇，在2019年四月初突然接到黎智英的電話。他說想同我商量一下，能不能暫時停寫回憶錄幾天，評論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這件事。我說之前已經寫過一篇。他說他剛到台灣，同機有一位台灣朋友跟他說，很希望能看到我評論這件事。不是其他人，而是特指要看我寫。我說好。黎智英連說謝謝、拜託。
在《蘋果》寫稿二十多年，黎老闆幾乎從來沒跟我說要寫什麼。這次打電話來，顯然他很關注這件事。事實上，事態的發展也使我越來越關注了。
想不到，這一寫，就不是僅僅幾天，而是寫了一整年。不是黎智英要我寫，而是我被一場波濤洶湧的反送中運動牽動著心緒，使我再也沒有心情去緬懷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牽引著關注，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事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的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
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擱下寫回憶錄的心願，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過去的經歷，已經不那麼重要。新的體認，改變我過去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和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認知。反送中運動的整個過程，醍醐灌頂般讓我對人生歷程有了新的醒悟。這是我老年生命中新的一章。日後無論做什麼事，包括若要寫回憶錄，這一章對我的思想和書寫都太重要了。
儘管寫政論文章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什麼事、走哪條路，往往是受感情而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我放下了自己的回憶錄，是因為轟轟烈烈的事情就在我眼前發生，人不能沒有感情，不能不被感情激勵而做自己要做的事。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
接下來，我會寫極具意義的香港2019年。對這一年發生的事，各類媒體已經報導很多了。我也出了一本書《香港覺醒》。在這裡，我不再重複講眾所周知的事，但會記下事情的緣起，以及我認知的幾個重要改變。（193）
圖，2019年新春去壹傳媒大樓，與黎智英及大部分壹傳媒員工吃團年飯。那時還不知道會有整年動盪不止的反送中抗爭。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