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一國」腐爛到這種地步，還要把這種腐爛向香港這一制推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自發的，還是被逼出來的？
失敗者回憶錄194：2019，生命中新的一章
特首向極權通體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輿論都無力回天，更何況我只是在一份報紙中寫個小專欄。
2019年三月底，我想到再過幾天就83歲了。於是我在《蘋果日報》的專欄表示，將在接下來每週五天的專欄裡，寫些一生中值得記下來的往事，和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不是完整的自傳，但把一些回憶留下來，是我人生的最後心願。
換句話說，在專欄裡將不再評論時政。
作出這個決定，是覺得時事評論越來越沒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會仍然會往相反方向走。
早幾年，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選香港特首的三個條件：愛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前兩個條件是沒有準則的，是否愛國愛港和管治能力多高，全憑中共領導人的自由心證；但社會認受性雖沒有普選的數量化準則，至少還有民調可供參考。因此梁振英才會以揭唐英年醜聞，來拉抬自己的民調，使中共有藉口要聽話的選舉委員投票給他。但是，到2017年再選特首，中共就乾脆不提社會認受性了，硬要選委放棄民望甚高的曾俊華，投票給民望低的林鄭月娥。連民調支持這一個條件都沒有，特首還能夠不百分百聽北京的話行事嗎？甚而不只聽話，還會揣摩上意去加碼迎合北京意願！
作為香港社會穩定磐石的香港獨立司法，也變了顏色。除了人大釋法的新訂法律居然有追溯力外，香港法院多次對抗爭者以判刑須具「阻嚇性」為由加重刑罰。在所有司法健全的地區，「阻嚇性」只能夠是判刑時的微量考慮因素，否則就違反依法量刑的精神，變成司法為政治服務了。人們不會忘記1983年鄧小平發起的「嚴打」，即「從嚴從重打擊刑事犯罪」，許多輕罪案件就被重判，其中有「偷一元錢判死刑」的報導。香港法院的「阻嚇性」判刑越來越多，市民也就失去司法保障。
這只是一時想到的兩件事：特首向極權通體膜拜，和司法的向下滑落。全港輿論都無力回天，更何況我只是在一份報紙中寫個小專欄。
既然時評改變不了什麼，就想到寫回憶錄的事。至少十年前，就有朋友催促我寫自傳。我的人生經歷微不足道，但可說既幸運又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經歷極大變遷的時代，而我置身在觀察、報導和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當中，經歷在香港最能夠自由報導海峽兩岸事態的時代，也眼看著香港這地方新聞自由的失落。我的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有些特別。我想在有生之年，給自己留下幾片雪泥鴻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