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瘦到體重只剩32公斤，說想盡量滿足孩子的需求，但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她只能把好的東西留給兒女用……有些人會說這媽媽很糟，再苦都不能苦孩子、不能自我放棄、必須為小孩犧牲奉獻──為什麼，這些事都落在媽媽身上呢？」
她孤身一人長達7年拚命做一個「好媽媽」，卻直到殺了兩個孩子才被社會看見──2020年2月份，新北市年約30的吳若妤犯下震撼全台之「單親媽媽殺子案」，帶走6歲、7歲子女的性命，案發後有人看見吳若妤之殘暴、有人指責她不負責任找份好工作、更多人覺得她在法庭的訴苦是狡辯，但當律師們深入追蹤此案，看見的是一個「模範媽媽」破滅之悲歌。
「可以直接判死刑嗎？我想跟孩子一起走……」22歲未婚生子、離婚後拿不到養育費、為照顧孩子被迫放棄穩定工作、暴瘦到32公斤、長年受憂鬱症之苦，即便不只一位幼稚園老師認定她「很認真照顧孩子」、「努力滿足小孩要求」、孩子也確實健康又樂觀活潑，最終她撐不下去、殺了小孩再自殺卻失敗，死刑成了她當下最渴望檢察官給予的慈悲。
到底是怎樣的絕望，讓一個母親要親手殺害兩個孩子再自殺？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拯救原本還可以擁有好多好多未來的孩子？吳若妤的故事看似極端、看似偶發，卻是許多媽媽經歷的無助，而7月份「單親媽媽勒斃雙子案，判決之後」講座，便道出判決背後的、身為人母的最深刻心酸。
20出頭成單親媽、前夫拒付贍養費 她壓抑痛苦成幼稚園老師眼中「模範母親」卻已埋下未爆彈
「單親媽媽勒斃雙子案」的過程，看起來是這樣子的──2020年2月13日，吳若妤與兄嫂爭執後帶著兩個孩子投宿汽車旅館、以枕頭悶殺孩子失敗，之後她又帶著兩個孩子去買童軍繩，在兩天後果凍投安眠藥讓孩子昏睡、勒斃孩子，深夜11時41分傳Line給前夫告知「我走了，我去陪孩子們了，不然他們黃泉路上會孤單」，隨後服用4顆多種精神科藥物並灌酒意圖自殺，但獲救。
吳若妤的故事隨著一審地方法院判決死刑成為媒體熱點，有人同情單親媽媽的身份、心疼吳若妤7年孤身育兒的壓力，但隨著親友說法現身，更多的是質疑：明明有兩個孩子要養，為什麼不去找工作？明明都住在兄嫂家、有人分擔照顧小孩了，為什麼喊累？說要自殺，只吃那一點點藥配酒？
確實，吃4顆安眠藥加其他抗憂鬱焦慮藥物後灌酒不會死、一個媽媽照顧兩個孩子也不會死，但也確實，吳若妤的人生，早在孩子出生以後就開始崩毀。吳若妤的辯護律師之一林鴻文，便緩緩道出法庭看不見的真實人生。
據林鴻文所述，吳若妤出生於1990年、上學以前母親就因為被家暴跟她的生父離婚、而後與母親兩段婚姻的哥哥姐姐一家6口一起生活到成年。渴望「完整家庭」的吳若妤在19歲遇見前夫，陪著男人打拚、為了彼此將來一度拿掉一個孩子，直到第二次懷孕她不想放棄了，無視前夫與家人的勸阻生下孩子。
吳若妤沒有父親，她不希望孩子跟她一樣沒有父親，因此在2013年補結婚，但結婚也只是個儀式，吳若妤和前夫從未住在一個屋簷下，有見面也只是為了前夫的性慾、2014年生下第二個孩子，照顧孩子的一切都是她獨自承擔。2015年，他們離婚了，吳若妤在24歲那年成為單親媽媽。
面對還無法上幼稚園的兩個孩子，吳若妤必須一肩扛起所有對孩子的照顧，但同時她也毫無積蓄，照顧壓力與經濟壓力兩頭燒──律師李晏榕說，吳若妤曾經很努力找工作，上網找、騎車沿街看著徵人告示找，但以吳若妤學經歷背景也只能找到低薪、高工時、假日還要排班的工作例如飲料店，為了照顧孩子只能放棄。吳若妤確實也有過一個不錯的工作機會，業務助理、月薪26K，問題是這工作每隔周六要去上班、如果周末要請人幫帶孩子6–8小時要花2000–2500元、一個月就多了5000元開銷，最後她也只能放棄。
沒有錢、沒有後援的單親媽媽，會教出怎樣的孩子？律師林鴻文訪談幼稚園老師時，得到很意外的答案，不只一個幼稚園老師說：「我認為至少她是一個合格的媽媽，很認真地照顧小孩子。」孩子沒有爸爸，但媽媽總是親自接送孩子上下學、有活動必定親自出席，孩子家境貧困、但媽媽總是盡力滿足孩子、讓孩子吃飽，孩子不只樂觀活潑也熱心助人，是在滿滿的愛之下長大的。
孩子被殺死以後，律師李晏榕從孩子的老師、家人拿到大量孩子生前留下的學習檔案，孩子畫下了媽媽、舅舅、舅媽的身影，孩子說媽媽總是陪他們讀書，母子相處的點點滴滴匯積成好幾箱；律師林鴻文訪談幼稚園的老師與家長，大家對吳若妤的印象幾乎是「個性大剌剌、天兵、豪爽」，說吳若妤很疼孩子、孩子想要一組幾千元的「拼豆」也買，但眾人也感受到吳若妤的好強、受委屈也不願說出口。
吳若妤是個看起來樂觀、辛苦就承擔、也讓孩子保有樂觀的母親，但也正如幼稚園家長看見的，她有苦不願說、不願讓人看扁單親家庭。當人們看見一個單親家庭的陽光故事時，許多苦痛早已埋藏在吳若妤內心深處，終致悲劇爆發。
再多的愛也不會讓錢冒出來 她在獄中唯一心願是拿回扣押物手機：裡面有很多跟孩子的照片…
再多的愛也不會讓錢冒出來，吳若妤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就隨時被經濟壓力重重地壓著。律師林鴻文看見的狀況之一是，即便與前夫離婚、前夫理應給付贍養費，這筆錢從一開始按時給、開始遲給、到最後乾脆連給也不給，吳若妤最後也只能靠中低收補助養孩子，有憂鬱症也選擇不去拿藥、把錢留給孩子用，後來在2019年8月因為經濟壓力造成重度憂鬱症再次發作。
2019年11月，吳若妤大量解除保險契約、希望至少拿回一些錢，她也試著搬去跟哥哥嫂嫂一起住試圖解決房租問題，但問題永遠是一個接一個。長年經濟壓力與育兒壓力讓吳若妤有了憂鬱症與酒精成癮、必須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她也好幾次想過要自殺，甚至連前夫都知情，例如筆錄所載的問答──
「吳女是否之前有輕生念頭、提過要帶小孩一起輕生？」
「有，5–6次，她說過她有看精神科、有憂鬱症，但我沒看過就診紀錄，只知道她經濟狀況不好。」
無緣的前夫無法求助，吳若妤可能還有哥哥與嫂嫂，但如此沉重的人生並非哥哥嫂嫂扛得起的。2019年11月解除保單後，吳若妤曾以膠帶封住口鼻意圖窒息死亡、而後獲救，而在24日的Line對話紀錄，哥哥的對話充份顯現家人對未爆彈的壓力──
「今天到底是怎樣，貼膠布在口鼻上，是想死在那邊？我慈善事業家？妳先解釋清楚貼膠帶是三小啊，想死請帶著小鬼一起去他爸那邊一起死，最好穿著紅衣。」
誰都不希望有誰死在自己家、何況那是親妹妹，哥哥當然有壓力，但這些話語總會在絕望的人心中無限渲染，吳若妤能理解到的事實就是：如果今天我死了，不會有誰替我繼續照顧孩子。2020年1月份，吳若妤白天昏睡、失眠加劇、夜間盜汗、經血不停超過20天、體重僅剩32kg，2月份她在臉書怨懟「那時候為什麼要救我」，但緊接著就是女兒牙齒要做根管治療、兒子弱視要做長期治療的經濟壓力，那時剛過完年，錢依然不知道哪裡來。
2020年2月11日，女兒讀的小學校方通報新北市府社會局，說吳若妤單親扶養二名未成年子女、有經濟與照顧壓力，2月12日吳若妤帶著兩個小孩離家出走被勸回、嫂嫂在臉書公開抱怨，2月13日哥哥下最後通諜要吳若妤別整天在房間睡覺，也關心她是否該帶孩子去附近公園曬太陽、3月底前找到工作，吳若妤看了就帶著孩子離開，這一走，兩個孩子就回不來了。
2月13日，吳若妤首度在汽車旅館用枕頭悶殺孩子、卻因孩子掙扎失敗，而後孩子依然跟著媽媽住汽車旅館、陪媽媽一起出門買東西，卻不知媽媽買的童軍繩是要用來殺死他們的。2月15日，吳若妤記取失敗經驗，先用安眠藥把兩個孩子餵睡著、再用童軍繩勒死他們，之後天真地以為多吃一點安眠藥配酒就會死，被救回來了，被逮捕了。
這一切歷程，律師廖蕙芳感到最荒謬的是，一審地方法院給的死刑判決對吳女評價包括「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法官只看到她殺孩子的行為，沒看到她為何殺孩子、甚至想殺了孩子再自殺……」到了最高法院判決，甚至赤裸裸地說「當今社會有相同遭遇者並非少見、甚或更孤立無援猶勉力維生者不在少數、況且上訴人之兄姐對上訴人並非不關心」，這在廖蕙芳看來是種道德指控，指控吳女：別人更辛苦都可以，妳怎麼不可以？
「法官他們想法講白話就，妳再怎麼痛苦、悲慘、不幸，妳都不該殺掉自己的孩子──這就是社會大眾看這案子的見解之一。」律師李晏榕嘆。即便吳若妤最後沒被判死刑，律師廖蕙芳遺憾的是法庭沒看見吳若妤7年來盡心盡力照顧孩子、只把結局簡化成「殺孩子」，律師李晏榕也遺憾沒能讓法官看見孩子留下好幾箱的、與媽媽的回憶。
判決過後李晏榕去監所看吳若妤，最難忘的就是吳若妤最想取回的扣押物，手機，「她說裡面有很多跟孩子的照片，她想拿回來看看孩子們……這是我自己看到的吳若妤，我覺得她就是個一生都在追求歸屬感、追尋屬於自己的家的小女孩，今天她也才32歲，卻已經歷了非常多的事……」
「只憑對孩子的愛，絕對不足以支撐父母走過這樣的艱難…」
「即使社會上大家很習慣有單親媽媽的存在，我身為單親媽媽，我覺得這苦很多人不能夠理解。」這是身為吳若妤友人的、孩子一起讀新北某公幼的單親媽媽A心聲。律師李晏榕知道的是，即便吳若妤曾經試圖跟其他朋友訴苦，有些朋友也會想，一定是有什麼問題才會跟孩子的爸爸分開吧？「這也是你自己的選擇啊，撐一撐就過去了，人家可以為什麼你不行？」這些看似稀鬆平常的話語，在精神壓力崩潰的臨界點卻成了一個母親殺死孩子的原因之一。
「我接了這案子一直在想這問題，但想不到答案──碰到這狀況到底要做什麼，才能救這兩個孩子？我們社會缺了什麼，才會導致那兩個孩子無法安全長大？」這是律師廖蕙芳的感嘆，而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洪惠芬就直言：「我近期研究案聚焦在領取特定補助的單親媽媽上，我看這案件，眼前就浮現這些媽媽的臉，單人育兒是非常可怕的困境……」
吳若妤的判決書裡，法官不斷強調「母愛」，但同樣身為母親的洪惠芬說，她其實可以理解吳若妤當下極度崩潰的狀況，做母親的每一天都在走鋼索，「我想跟法官說，只憑對孩子的愛，絕對不足以支撐父母走過這樣的艱難。」
洪惠芬說，育兒的第一任務是維持所得、養家，「但你不可能把錢丟給孩子、他吃下去、就自動長大」，還必須提供照顧教養、教育訓練成為「可用之材」。隨著時代變遷，孩子不能被視為「人力」、6歲以下孩子不能被獨留家中、照顧條件越來越高，也開始出現「密集母職」的理想母親概念，壓力往往被壓在母親身上。
「例如孩子哭了、妳自己明明也餓得要死，但沒有人會認為妳該先把自己餵飽，而在這種文化期待下，妳怎麼可以把工作擺在優先的位子？」洪惠芬也看見，許多母親會有高規格自我期許，光是送去安親班補才藝還不夠，還要做體驗教育、甚至監督教育者（例如早療）做得好不好、在家也按表操課、可能還要跟老師溝通給建議，「你們知道，這是非常可怕而耗費時間的事情嗎？」
這些家長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深知孩子長大後將面臨怎樣的勞動市場，但諷刺地，家長自己也在面臨勞動市場的激烈競爭，洪惠芬說：「我要做個好父母，但老闆對我的期待也不低，最好是有需要就24小時隨叫隨到──人一天只有24小時、只有一個肉身，我要怎麼把兩者都做好呢？」
這般狀況下，雙薪家庭尚有空間協調照顧人力，單親爸爸或許也會專注於工作、照顧責任外包給阿媽或褓姆，但在文化氛圍影響下，單親媽媽無法這樣：「她們還是相信密集母職，是以孩子為重的人生計畫，我問過一位媽媽就說，『我現在對自己沒什麼想法，只希望趕快把孩子養大』……」
於是有單親媽媽為了配合孩子作息選擇在便利商店打工、各處打工，洪惠芬說：「這結果就是窮啊，而且不只現在窮、未來也會窮，因為她無法參與年金制度。」即便單親家庭或許比較可能抽到公托，但公立幼稚園只開到4點就要接小孩，要找怎樣的工作呢？
就算專注於工作，洪惠芬也碰過育有3子的單親媽媽在超市做正職，如果3歲老夭生病，忙碌的媽媽會讓已上國中的老大與老二請假回家帶老夭，但這樣也不行，媽媽會不斷被老師抱怨怎麼能讓小孩請假顧小孩，「而媽媽就會問，難道你希望我把工作辭掉嗎？那錢哪裡來？」
「吳若妤殺子的悲劇，反應當代社會作為照顧者承受如此高的照顧期待、但整個社會給予的支持少得可憐，多數照顧者必須以燃燒生命的方式照亮被照顧者，跟長照殺人是同類型悲劇。」洪惠芬說。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林綠紅嘆，雖然吳若妤案會讓人思考社福體系有什麼可以幫忙的，但想想就知道，光是育兒在台灣就是很困難的事──吳若妤雖然抽到公立幼稚園，但4點就要接小孩、還以有寒暑假，即便是雙親家庭都要配合孩子不在學校的照顧，在沒有人可以輪替接手的狀況，只要一次腸病毒疫情、媽媽的特休就全部梭哈，即便上了小學也還有「半天課」，於是吳若妤只能配合孩子作息、選擇極為有限的工作、過著又窮又緊張的生活。
「不是給錢就可以解決問題、不是促進她工作就能解決，很多人是想工作但社會不給他機會，我們就錯過好多可以救她孩子的機會……如果更早時間點她能被接起來，我們是否更有機會能拉她一把？」事實上無論脆弱家庭、特殊境遇家庭、中低收入戶、自殺防治等社福制度都無法接住吳若妤，而林綠紅最後的提問，也點出社會安全網層層交織下依然清晰的、讓人墜落的大洞。
了解更多底層悲歌，請參考廢話電子報第152期《親職悲歌：甜蜜與沉重的枷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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