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夢想支配台灣，不讓台灣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妄想逐步控制南海或東海那些屬於其他國家的島嶼。歐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尤其在科技的競爭上已有更加充分的準備。然而，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把最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遷回國內，並且將其他產業轉移到那些不會威脅我們或促使我們耽於依賴的國家，以盡可能減少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這樣做當然會讓我們面臨失去中國市場的風險。但這幾年來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不也是被中國政府有計畫地邊緣化了嗎？中國難道不是只有在確定自己的企業在某經濟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情況下，才會向國外企業開放該經濟領域？
最後，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堅定捍衛民主及其價值。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不做，就沒有人會為我們做這件事。關於這一點，我想分享一些比較樂觀的情況。我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已經14年了。當我2007年到香港時，我的學生普遍不關心政治，對這個城市的政治也不太感興趣。然後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他們如飛蛾撲火奮不顧身，然後在2019年繼續抗議中國頒布的引渡送中條例和土地收歸國有政策。我們都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情。
我的學生顯然變得更加謹慎，但是我們繼續關注所有關心政治的人都會關心的各種問題。他們當中有些來自中國大陸，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和思想獨立性是短短10年前的我所無法想像的。更普遍的現象是，我的學生對台灣民主經驗的興趣日益增長。這並非基於我的鞭策，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從不吝於讚美台灣島國的價值，並且對那些我在1970年底前往台灣留學時仍然被台灣人稱為「共匪」的人沒有太多好的評價。
所以，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不熟悉中國的讀者不應該被北京的大外宣所矇騙。當然，套句韋伯的話說，中共政權仍然享有無可爭辯的「結果的正當性」。中國人多數是民族主義者：但很少有人「喜歡」中國共產黨並完全聽信共產黨的話。那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通常都是野心勃勃的機會主義者。很多中國大陸人，現在還有香港人，傾向於隱瞞自己的想法或只與親近的人分享。他們與政治保持距離並漠視官方說法。他們對於黨的宣傳心知肚明，知道只是在粉飾太平並掩飾一切有損黨形象的東西。他們尤其清楚黨凌駕於法律之上，而權力就是法則。
最後，在精英階層中，習近平的權力也遭受質疑。在中國經常聽到批評他將權力獨裁化、實施威權主義、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侵略性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立於險境，雖然也有人大膽預測他將會在中南海政變後垮台。當然這也不代表中共政權陷入困境。不過這確實意味著中國社會正在變得更加自主、全球化，並且每天都有多元化的思想不斷湧現。中國人受的教育比以前更好，對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國家的瞭解也更多。中國人還渴望獲得更多自由，尤其是資訊和言論的自由，2020年春季的新冠疫情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也不要忘記，中國政府——這裡指的是所有中國政府普世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將繼續應付國內多重的挑戰：除了令人擔憂的環保問題，還有人口快速高齡化、耕地急遽減少、社會一半人口相對且持續的貧困（6億中國人每月收入不到120歐元）以及城市中產階級對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越來越高。換句話說，真實的中國並非像它所假裝的那樣強大。我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也提到，中國政府對於與美國展開武裝衝突的問題仍然猶豫不決，寧願在戰爭與和平兩者之間採取戰略家所謂的「灰色地帶」戰術以從中牟利，包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是如此。這些理由都足以讓我們避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要求、威脅和恐嚇。我們已經被迫參與這塲角力，所以我們必須為此作好萬全準備。
＊作者為法國漢學家，當代華人世界的法律和制度專家，尤其是關於台灣的研究。他是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2007年起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及系主任。也是亞洲研究中心（Asia Centre- Centre d'études Asie）的副研究員。本文選自《中國大掠奪》（董尼德著／時報出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