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趨勢都不是單向發展的。東南亞的多元性也反映在政治進步與倒退的不同步調上，而且往往呈現令人困惑的分歧。正當泰國在21世紀頭十年緩慢陷入壓迫性的軍事統治時，緬甸正蹣跚地脫離其中。經過冗長的審議，新憲法最終保留了軍方的特權與權力，而在2010年，舉行了受嚴格管控的選舉，組成混合的公民政府。其中多數的領導人為軍人，他們脫去深綠色制服，換上緬甸男性穿的編織紗籠「籠基」（longyis），用不流利的英語低聲說著「逐步」改革的承諾。
翁山蘇姬帶領全國民主聯盟黨杯葛不公正的2010年選舉，象徵著民主反對勢力。然而，該黨在支持人士勸說下參加2012年補選，贏得令人信服的勝利。頑強堅決的翁山蘇姬坐鎮國會，軍隊繼續採行遲疑不定的「逐步改革」政策。他們將重點放在改革上，以活化窒礙難行、曾經奉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好吸引迫切需要的外國資本，但也同時謹慎護住軍方在政治上的角色。就鞏固民主而言，這些只是微小的進展，有時還會後退幾步。政府賦予媒體自由，之後又以抑制自由的新法規加以打壓；一些政治犯獲釋，只是為了有空間囚禁新來的罪犯。
2015年選舉日下午4點投票截止不久後，仰光市區街上空無一人，只有鴿子成群棲息在舊殖民建築發霉的屋簷上。在其中一棟為選舉委員會開票中心的建築裡，人員莊嚴沉默地從塑膠盒中取出第一批選票，將它們分成一疊又一疊。所有人靜默不語，眼睛直盯著棕色小信封。選舉人員緩慢而恭敬地打開每張選票，再依序傳向一排跟廚房用淺碟不同的塑膠淺盤。這個景象在全國上下不斷上演，瀰漫著一股憂心忡忡的氛圍。人們不敢相信能有機會選擇統治自己的人。第一批投票結果公布，顯然，緬甸選擇了徹底的改變。翁山蘇姬反抗軍事統治的代表性，讓她成為國際間的自由象徵，但是，對她的支持並不是當天許多接受我採訪的選民投票的主要動力；他們出來投票，是因為想要終結軍事統治。我在翁山蘇姬黨部外遇到的支持者當中，有些是從海外返國投票的人。直到當天傍晚暫時性的選舉結果公布，群眾（多數身穿紅色T恤或繫著紅色頭帶──紅色是全國民主聯盟黨的圖騰顏色）才敢放聲歡呼。之後，天空下起傾盆大雨。
競爭激烈的人民選舉決定了領導者的更替時，例如緬甸大選，自由世界歡欣慶祝。身為那場選舉的旁觀者，我讚嘆緬甸民眾在選舉中的紀律與耐心，因為他們在11月8日當天一早就排隊等著投票。即使比起印尼、馬來西亞與近年我報導定期選舉的泰國，緬甸的這場選舉不但順利，而且出乎意料地開放。儘管2006年在曼谷的記憶，有如那個暴雨下午的烏雲般步步逼近，我還是很難不替緬甸的光明未來感到喜悅與樂觀。
看到這麼多緬甸流亡青年歸來、經歷數十年的黑暗與孤立生活後開始為國家重建貢獻心力，著實鼓舞人心，但軍方未顯露任何放棄權力的跡象，仍舊令人沮喪。誤解有一部分被2015年11月的選舉結果消除了，許多經驗豐富的觀察家原本預期，強權的軍隊會設法推翻這個結果。即便他們試圖指使作風強硬的佛教國家主義者威脅民眾不得加入全國民主聯盟黨，結果依然一清二楚。受軍方支持的政府派系在選舉中潰不成軍。套用緬甸話的說法，人民的渴望，已經像水晶一樣清晰透澈。2016年3月，全國民主聯盟黨執政，翁山蘇姬礙於憲法規定，無法參選總統。她被任命為國務資政與外交部長，掌握有效的行政權力，因為當我訪問幾位同黨的部會首長，請他們針對2016年中的棘手議題發表意見時，他們全都將翁山蘇姬的決定視為最終依歸。同時，軍方堅持憲法不容侵犯，現任緬甸國防軍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誓言堅守崗位直到2020年。無論翁山蘇姬的部會首長們怎麼說，顯而易見地，軍方依然保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緬甸爭取自由的壯烈奮鬥藉由翁山蘇姬英勇、堅忍的作為而鮮明呈現，讓東南亞最現代先進的區域長期遭束縛的民主相形失色。新加坡是東南亞公認最進步的經濟體：擁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佳醫療指標，以及全球最高的智慧型手機密度。然而，這個經濟繁榮的城市國家違背了所有關於長期發展的預測，並未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依然嚴格管控媒體言論與大眾異議。
2015年李光耀逝世時，青少年部落客余澎杉（Amos Yee）決定不加入絕大多數同胞的哀悼行列，上網發布羞辱李光耀的影像與評論，結果被控淫穢與騷擾罪，遭判入獄4個星期。比起東南亞其他國家，新加坡較高的生活與教育水準，意味著經濟情況較好的異議人士擁有足夠財力離開國家。果然，2016年，余澎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有更多人乾脆選擇保持沉默。或許這是因為新加坡不同於馬來西亞，其強勢的一黨專政並未導致經濟揮霍與貪腐，也未造成暴力的社會衝突。新加坡藐視所有退化與毀滅的預言，這些推測經常使外國媒體付出極大代價，被控誹謗罪（《遠東經濟評論》也多次遭提告）。
然而，過去十年來我居住的新加坡也有所改變，程度遠比當地自鳴得意的官僚所承認的還要高。隨著專業人士與不具專業技能的勞工湧入此地，享受高薪低稅經濟的好處，移民人口也飆升。近年來多由中國與旅外印度富人所買下的摩天大樓，工地裡全是一輛輛卡車往返擁擠宿舍載運於中國或孟加拉工人。來自菲律賓或緬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英語通常比本地人流利，也更樂於笑臉迎人，如今在當地的手機服務中心裡，新加坡的社會新鮮人已被他們取代。大量外來者的湧入帶有政治意味。2011年，從未失勢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PAP）僅贏得60%的選票，是他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最差的表現。勢力薄弱且組織不佳的反對黨贏得6個國會席次，是獨立以來最好的成績。新加坡媒體專家與學者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如此評論這次選舉：「數十年的技術官僚施政，取代了正常政治的去政治化，似乎已屈服於明顯具爭議性的文化。」為何會如此？ 原因在於移民。新加坡人民開始抗拒工作競爭、基本物價上漲與社會服務供不應求的壓力。這算是民主帶來的壓力，卻不見任何革命。5年後，人民行動黨重新找回大部分失落的選票，證明他們有聆聽選民的心聲。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2015年初以九十一歲高齡辭世，但局勢並不如某些人預測的變得動盪與混亂。不過，緊張的跡象至今依然存在：大眾越來越擔心存款被大膽無畏的部落客所說的「gahmen」（新加坡英語，意指政府）拿去投資，卻保持沉默；因外來移民而產生的社會動盪初期徵兆，導致巴士駕駛短暫罷工；數量可觀的移民勞動人口出現波動，如2013年新加坡小印度區在某個夜晚發生的暴動所呈現。如同所有成功的城市國家，新加坡發展優異，但就一個資源如此豐富、教育投資驚人的國家而言，它缺乏靈魂。這種情況不會有任何改變，除非它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而開放言論自由也代表國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脅。2016年，數名孟加拉移民勞工疑似參與伊斯蘭激進主義活動，而遭拘禁與驅逐出境。
＊本文經授權選自商周出版《血路盛世：當代東南亞的權力與衝突》。作者麥可・瓦提裘提斯（Michael R. J. Vatikiotis）因從事媒體和衝突調停工作旅居東南亞40年，不僅擁有豐富在地經驗，也親身參與了當代東南亞諸多重大事件。他以媒體記者犀利的眼光與文筆，從經濟與文化、殖民與歷史角度分析，講述他對東南亞民主社會、君主政體與獨裁者的觀察，描繪他與東南亞各國重要政治人物、軍方高層與精英分子的往來經驗，以及他和升斗小民、學運領袖、抗爭人士的訪談，反映出東南亞的政治與社會真實面。此外，他也聚焦該區的族群與宗教衝突，特別是近年伊斯蘭激進思想滲透此地所造成的動亂與紛擾。在本書中，你將穿梭於以下現場：1968年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下令刺殺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後所引發的人民力量運動、1998年五月雅加達街頭爆發的印尼排華運動、2010年曼谷紅衫軍反政府示威、2017年緬甸若開邦羅興亞族遭軍隊武力鎮壓所引發的難民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