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帶記者去模里西斯和盧森堡了解那裡的語文教育。兩個國家都有多種語言和方言，語文教育非常複雜。兩個國家的人民都聲稱通曉多種語文，但是水準有多高呢？模里西斯的學生在學校學法語和英語，在家說名為「克里奧語」的混雜方言。盧森堡學生在學校學習德語、法語和英語，在家說名為「盧森堡語」的不純正德國方言。他們在學校學多種語文，下了課大多數時間卻在說方言的情況和新加坡很相似。他們學習多語文和方言，導致一般人除了方言，並無法真正掌握任何一種語文。這是學校用語和生活日常用語不同的弊病，我深深引以為鑒。
新加坡人說新加坡土語的狀況和遠在非洲的模里西斯和在歐洲的盧森堡，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兩國語文教育失敗的教訓，使我對新加坡語文的未來，憂心忡忡。
模里西斯和盧森堡的語文狀況讓我明白不論是單一種族的社會，或是多元種族的社會；不論是講一種、兩種、三種語言的社會；或者是像新加坡這種講二十種不同方言和語言的社會，都會因為人們必須溝通交流的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混雜的共通語。許多講不同語言的人相聚在一起，必然就會出現了模里西斯人說的「克里奧」混雜語、盧森堡人說的德國方言，和新加坡人說的新加坡土語。
我這大半生，一共學了六個半語言。英語是嬰兒時代最先接觸的語言，也是六歲以 後的學校用語；拉丁文在十五、六歲學習，十八歲學認華文字，十九歲學日文，三十二歲在讀寫基礎上學習聽說華語，三十八歲學說福建話，四十一至四十二歲學說客家話。
為了學好六個半語言，我付出沉重代價。無論是個人的親身經歷、或者見證子女、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的語言學習經歷，都讓我領悟到人腦不可能同時應付多種語言。當然也有例外情況，有些人特別有語言天賦，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掌握好一種語言已 經需要落足心力，要同時通曉兩種語言，真是談何容易？第二種語言的水準，因此不能要求過高。女生的語言能力一般比男生強，這是專家研究的結論。語言只要能從小學習，工作上又派得上用場，那麼日後要豐富辭彙的內容並不困難。
（新加坡前副總統吳慶瑞兼任教育部長，他在1979年2月提呈的報告書，奠定新加坡英語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七九年，我五十六歲那年，為了推動講華語運動，鼓勵新加坡人放棄方言，把華語說好，我以身作則，放棄二十年來說得一口流利的福建話，這對於一個深明方言是贏得選票武器的我來說，是一項痛苦的抉擇，但有什麼辦法呢？我既然看清了方言只是地方性的語言，它有很大的局限。雖然過去曾在新加坡不同的時代和環境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環境不可能一成不變，時代是一直向前進展的，新加坡粗俗的方言受到了時代、環境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而被停留在後頭，甚至成為新加坡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絆腳石。我就必須當機立斷，採取果斷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