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把日本描寫為『絕望工廠』、『現代奴工』，我們來對比台灣外勞，就是現代奴工手跟腳再綁鐵鏈，是這樣的……」近日日本記者出井康博《絕望工廠日本》一書引熱議，出井看見隱形於便利商店、深夜工廠、清晨送報的外國留學生身影，揭發日本巧立名目以高額仲介費招募、留學生則為債務、高額學費與生活費拚死打工的「現代奴工」悲歌。而14日晚間，勞動研究者張烽益於講座分享，日本制度可謂「偽君子」，台灣則是「真小人」，剝削比日本更嚴重。
畢業於台灣少有的勞工研究所、現任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曾參與撰寫《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談台灣危機，而在《絕望工廠日本》新書講座上，他深入淺出分析日本剝削外國留學生、看護工等問題，並同時與台灣進行比較。
少子化讓日本學校招不到學生又缺工 「留學生」支付150萬仲介費成待宰肥羊
少子化危機下，日本大量職業學校、私立大學面臨招生危機，是故2008年日本政府端出「30萬留學生」計畫意圖力挽狂瀾，同時也讓這群來自越南、尼泊爾的留學生成為「便宜好用」勞動力。
《絕望工廠日本》一書作者出井康博寫到，日本人期望隨時可以去超商、可以買到便宜便當、報紙跟貨物都可以準時送到的「便利生活」，但現在日本年輕人並不想做這些工作，而張烽益指出，日本確實需要外國人幫忙解決缺工問題，但由於在日本社會排外、「移民」一詞實在太過敏感，因此不用受雇或移民方式，而是「巧立名目」以留學生、實習生名義把外國年輕人帶進去。
「日本語文學校要繳高額學費、住宿費，住宿費就是一種殺肥羊，會有很多巧立名目的方式收錢，留學生就被逼得要非法打工，可能學校扮演某些仲介的角色，介紹工作給你或你自己去找都有可能……留學生都做夜班，日本很多工廠是24小時的，很多人在便利商店的便當工廠都是晚上要做早上……」
張烽益指出，目前日本留學生有24.7萬，越南人有5.6萬，越南年輕人相信仲介「月賺20萬」、「邊工作邊唸書」的話術，賭上相當於全家7年收入的150萬日圓仲介費，便飄洋過海到日本。
日本法律規定留學生一周只能打工28小時，依行情時薪1000日圓再加上3天大夜班頂多也只能賺12萬，不夠還債、付房租與生活費，「這種時候語文學校老師就會適時地出現」，請留學生繳2–3萬元「介紹費」再剝一層皮介紹工作。到後來留學生會變成一周6個晚上都在上大夜班，白天在學校則全都在睡覺。
實習生成「用完即丟」勞動力：不管我多認真工作，在日本最多只能做3年…
日本另一種招募外國人的制度為1993年登場之「實習生」，自2016年起規範雇用期為3–5年，5年實習期滿就不能再到日本工作，目前在日人數約有19萬人。張烽益指出，最早推出實習生制度的企業為朝日新聞，起初是希望協助中國培育年輕人才、鞏固中日關係，但到2000年後完全走樣；因日本少子化、缺工，訂報紙的卻還很多，因此企業開始從東南亞雇用大量實習生（主要來自越南），當作廉價勞工使用。
雖名為「實習生」，出井康博於《絕望工廠日本》書中指出，其實在日本不僅學不到技術也學不到日文，來自印尼、曾赴日本汽車裝修廠實習的馬莎便說：「我根本沒學到任何回到印尼後會有幫助的技術，另外，不管我多認真工作，在日本最多只能工作3年，這點我一直無法接受……」再怎麼努力，他都只是「用完就丟」的便宜勞動力。
馬莎擔憂學無一技之長、選擇逃跑當黑工，之後被強行遣返印尼。然而回到印尼後，馬莎搭上日商企業大批進軍印尼的趨勢，目前在日商企業擔任主任，而工作所需的日語能力，反而是長期當非法黑工時訓練出來的。
另一類被日本「用完就丟」的外國勞動力是菲律賓看護。張烽益說，日本雖然有許多年輕人投入長照服務，但還是缺工，因此從菲律賓引進少量看護，若要留在日本第3年開始可以考執照，但檢定嚴格，考上護理師資格全都要用日文考：「書中有講到一個菲律賓人，日文已經是N2了，菲律賓已經大學畢業修到N2，他那年考的時候全日本好幾個只有他一個通過……看護也要考證照，用日文考，如果這樣台灣外籍看護工沒一個可以過來！用中文考？不可能嘛！」
此外，張烽益指出，《絕望工廠日本》一書也提及日本也因為缺工問題招回許多1970年代到巴西移民的後裔「巴西裔日本人」，在工廠附近形成「巴西村」，卻將他們當次等公民對待，在巴西經濟好轉後這群人紛紛回去，也說「不會再來日本」──越南、尼泊爾、菲律賓、甚至連流著日本人血液的巴西裔日本人，原本都懷抱滿滿夢想到日本，最後卻墮入絕望工廠，夢碎離開。
台灣比日本更絕望：完全沒有任何選擇來到台灣，一逃跑就是「非法」
介紹完日本這座「絕望工廠」，張烽益嘆：「我本身研究台灣的勞資關係，看了以後都會跟台灣做對照，日本應該是一種『偽君子』，一種扭扭捏捏、名目上不要用這種名目（移工）做這種事情，而台灣就是『真小人』，硬是要這樣幹、不然你是要怎樣……台灣外勞就是直接來赤裸裸地直接替企業服務，政府直接替企業服務。」
台灣的移工制度跟日本相比就是非常赤裸裸，張烽益說：「台灣模式完全不一樣，壓根不是要外籍勞工融入社會，他把你當作全然的外人，而且我只要使用你的勞動力就好。」
不同於日本，台灣移工制度是這樣的：台灣企業缺工，外國仲介在當地挑人補缺，接著外國人來台灣約束於單一企業3年，可繼續做滿12年，也可能中途逃跑。跟日本留學仲介話術類似，為台灣企業招募移工的仲介，在越南當地可能也會算「台灣一家工廠月薪25K，你最少可做12年，144個月有280萬」，告訴當地人可以賺那麼多錢、就算要交仲介費也可以很快回本，許多想賺錢的年輕人就會因此來台灣。
不同於赴日留學生到當地才開始找工作，來台灣的越南人「還沒坐上到台灣的飛機，就成台灣某企業的勞動力」，乍看之下好像有保障，但張烽益提醒：「他甚至沒看過那企業是怎樣的環境，連他主管都不知道，照顧的人的家庭長怎樣都不知道，就當地被鎖死了……接著就被鎖住，你不能選擇、你一跑就是違法，而且要綁3年，一期是3年。你要繼續工作最長可以到12年，不然就只能逃跑──你完全沒有任何選擇的情況下來到台灣，一逃跑你就是『非法』。」
「我在台灣感覺像在集中營」台版絕望工廠早已成形
「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但來的是人，我們到底有沒有用對待人的方法來對待移動中的人？還是說，這群人的移動就是剝削的開始，從移動到掮客到雇主？」新書座談與談人、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廉感嘆，儘管台灣與日本制度不同，相同的是「絕望工廠」現象在台灣跟日本都發生了。
例如留學生宿舍問題，本身是馬來西亞人的孫友聯曾接獲馬來西亞建教生投訴宿舍環境惡劣：「台灣學校到馬來西亞、到越南招生都告訴你一切的美好，號稱4人住一間，結果來了以後他們住哪？東照山，關帝廟的香客大樓！在（高雄）大樹那邊，20–30人擠一層樓……20–30人擠同一間，一下子牙膏被人家用了、毛巾被人家偷用了，然後就起衝突……」
談起在日越南留學生宿舍環境惡劣、4–8人擠一間，張烽益也苦笑，其實台灣環境更糟，例如4月23日晚間汐止便有300多名移工深夜抗議5層樓宿舍擠入300多人，「就這樣一整排雙層床擠一間」，相比之下日本宿舍反而「還好」。
孫友聯分享，曾有一名印尼移工以極簡單的英文告訴他：「My living condition in Taiwan is Concentration camp.（我在台灣感覺像在集中營）」這讓孫相當難過，而張烽益也說，若要說日本是絕望工廠、現代奴工，台灣的狀況可謂「現代奴工，手跟腳再綁鐵鏈」。
「我們希望便利商店24小時全天營業，我們希望能買到最便宜的便當，我們希望宅配貨物能在指定時間內準時送達，我們希望報紙能在每天早上和傍晚準時送達──但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便利生活，卻是建立在外籍勞工忍耐低薪、重體力勞動的基礎上，如果外籍勞工離開日本，目前的生活方式馬上就會崩解……」──《絕望工廠日本》
《絕望工廠日本》一書最後篇章提起在日外國人的「復仇」，一群被債務與生活費逼得喘不過氣的越南人開始逃跑、偷山羊殺來吃、出現Uniqlo竊盜集團，互相鬥毆也時有所聞，但真正的復仇，恐怕還是諸多留學生吐露的心聲：「再也不會來日本了。」
「這本書會給我們很多不忍的畫面、不忍的故事，而這些會發生在我們土地嗎？其實是已經發生了，我們怎麼辦？」孫友聯說。當台灣、日本淪為「絕望工廠」，我們真能對剝削外籍勞工一事視若無睹、繼續享受原有的「便利生活」嗎？《絕望工廠日本》一書，雖然寫的是日本，卻也不免讓人聯想到早已淪為「絕望工廠」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