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雖然強調重用讀書人，但因為軍務繁忙，除了在975 年（開寶八年）確立「殿試」制度外，他對科舉的發展和改進其實沒有很大建樹。太宗繼位後，將十國(902～979) 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951～979) 消滅，打算進一步收復還在遼人手中的「燕雲十六州」，統一中國，於是更需要大批人才協助統治。此外，宋代立國時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契丹威脅，權力受到很大挑戰，故必須扶植一個親己的精英集團與之對抗，強化中央集權和提高君主威望，主張「賢治」的讀書人正適合這個需要。他們在五代軍閥擅權中久被忽視，無法與王權對抗，加上儒家一向提倡忠君愛國，新興的宋王朝乃利用科舉將其納入國家官僚機構內，以榮譽、權力和重酬來籠絡這些精英，鞏固統治。
求治心切的太宗，在即位後第一次舉行的科舉中，親自到大殿出題覆試，選拔了呂蒙正及以下一百零九人為進士；過兩天再覆試其他各科，賜二百零七人「及第」及一百八十四人為「出身」。當時宰相薛居正(912～981) 便說：「取人太多，用人太急。」太宗對這一榜的重視，可從其賞賜中窺見：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各人綠袍、靴笏，御前「釋褐」（脫去布衣換穿官服）之禮，由此開始；又在皇家寺院「開寶寺」賜宴，皇帝親自作詩兩首相贈，開進士賜宴賜詩的慣例。事實上，跟前朝相比，太平興國二年這一榜是唐宋科舉史上的巨變，進士科人數激增，從此以後，朝廷賜予科舉的封號等級愈來愈高，制度更趨完備成熟。
「龍飛榜」是太宗延攬的第一批輔助國家統治的讀書人，日後自然必加大用，呂蒙正適逢其會高中狀元，從此官運亨通。宋代經科舉入仕升至宰相的人很多，但自太祖建隆(960～963) 至高宗紹興(1131～1162) 末年的八十四名狀元裡，只有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何㮚(1089～1127) 及梁克家(1128～1187) 六人拜相， 而其中又只有呂蒙正曾三次入相。呂蒙正登第後八年已為參知政事， 後來只有「恩榜狀元」董德元(1096～1163) 一人可比；而呂蒙正任參政後五年再拜相，當時太宗即因其太年輕和升遷太快，於是借開國元勳趙普的威望為首相坐鎮，協助呂蒙正，這些均可見太宗對呂蒙正的重視與其升遷迅速的關係。
自太宗大力提倡科舉後，社會上有才能者都投身其中，希望藉此進身統治階層，一展抱負，奪取榮譽、特權和財富。發展下來，宋代特別多「衣冠盛事」，即父子、兄弟或家族多人得意於科場。著名的如陳省華(939～1006) 三個兒子陳堯叟、陳堯佐及陳堯咨(970～1034) 皆登進士第，而陳堯叟和陳堯咨更是狀元。父子狀元及第者有三家：張去華(938～1006)、張師德；梁顥(963～1004)、梁固(987～1019)；安德裕(940～1002)、安守亮，當時人們讚譽說：「狀元俱是狀元兒。」至於王珪一族，更為興盛，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年間十榜，都有人登科。這些衣冠世家，其崛起和發展均得力於科舉制度，而呂氏家族即為其表表者。呂蒙正登第後，除了自身得享功名富貴外，隨登第任官而來的各種特權和利益，使呂家發展成宋代的名門大族。假如呂蒙正沒有中狀元再拜相，呂龜祥等人的官位或只能維持族人的生活而已，怎能與位極人臣的呂蒙正相比。
宋代科舉中，進士科最受人重視，故當時的精英都投考這科。一些清高顯要的官職如「翰林學士」（內制）及「中書舍人」（外制），必由進士出任，一般人因此都「重科第」而「賤恩蔭」，官僚子弟雖可借父蔭入仕，但有才華者多參加考試，如李宗諤(965～1012)「恥以父蔭得官，於是只參加科舉，結果端拱二年(989) 登進士第」。名相蘇頌(1020～1101) 年輕時除了自己推掉父蔭不肯承襲官職外，也勸勉其弟「應奮發科舉考試，不該從門蔭為官」。而韓忠彥雖以父親韓琦的恩蔭入仕，但他仍努力讀書，最後也登進士第。到了南宋，韓億五世孫韓元吉的學問雖遠過不少進士，孝宗亦破格讓他權任中書舍人，然而韓元吉仍因自己非由進士出身而抱撼。因此，呂蒙正登第為相後，仍鼓勵呂夷簡應舉，不由恩蔭入仕。
再者，恩蔭的範圍有限，而財富之傳授亦不易長久，往後的族人便很難憑先祖的餘蔭入仕，有限的財富亦無法長期延續家勢。因此，要使自家勢力得以維持和發展，則必須要有族人繼續當高官，最好是能當上宰相，這樣所能得到的恩蔭和財富便會更多、更持久。由於科舉是平民晉升的途徑，故想令未仕的族人當官保持家勢，參加考試便是必須的手段。事實上，呂氏家族能夠有如此興盛的發展，除了呂蒙正留下的政治及經濟本錢外，族人中不乏曾中舉任高官者，亦是重要因素。據統計，呂氏自入宋後的第三代族人至南宋滅亡時的第十五代族人中，可考的約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曾登第者至少有二十七人，占16%；而除了第十代及第十四、十五代因處於宋元改朝換代之際外，其他各代均有族人登第，出仕為官，家勢長期得到維持。配合前章呂家代出雄才的析述，情況清楚明白。
中舉是敲門磚，但如何確保可當大官呢？這牽涉到很多變數，例如個人才能、先祖餘蔭、皇帝賞識、政治環境及運氣等等，不過在制度上，登第與拜相之間其實有一個重要的「中轉站」：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一職源於唐代，初期只為皇帝顧問，負責起草詔令；唐中葉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於是天子對其特別倚重。到了宋代，翰林學士職掌起草詔令及參預謀議，由於草詔必須才思敏捷，通曉經史，預謀則必須察古知今，故任翰林學士者必為登第進士。翰林學士起草皇帝的詔令，一方面分割中書舍人的草詞權，從而削弱其上司宰相掌詔命之權；另一方面通過參與謀畫、議論時政、評品高官，更牽制了宰相。而以翰林學士分割中書舍人草詞權，還為天子任免宰相提供了極大方便，君主可先召翰林學士一起議定，然後命其草制，不必擔心泄露機密或是中書舍人袒護上司。因此，翰林學士乃成為皇帝的心腹，日後得以升遷為宰相。由於翰林學士必以進士充當，故從進士上升為宰相的過程中，翰林學士是聯接兩端的橋梁，一旦涉足翰林院，位極人臣的前景便大有希望。
呂氏家族中有三人曾為翰林學士：呂蒙正、呂公綽及呂公著。三人中呂蒙正及呂公著後均入相。呂蒙正於983 年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後於988 年拜相；呂公著則於神宗時與司馬光並為翰林學士，後亦雙雙入相。因此，歐陽修便曾稱：「朝廷用人之法，由翰林學士及中書舍人中，選取出任宰相和樞密使。」而魏泰也說宋代狀元及第的，「有未夠五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已升至宰相者」。指的就是呂蒙正一類的例子，亦解釋了登第、入翰林及拜相的關係。
登第既可作官並求得財富和地位，又有機會借入翰林而拜相，故呂夷簡放棄恩蔭而改從科舉，後來得以拜相；呂公著和呂祖謙雖早已藉蔭補官，其後也參加考試，登第後逐步進身要職。至於呂公弼、呂公孺、呂希道、呂好問及呂本中等，他們亦早已由蔭入仕，但後來或以父蔭、或以君主的賞識，因而得獲「賜進士出身」。所謂「賜進士出身」，是原來非由科舉入仕，因為受到重用，遂由君主「賜進士出身」，然後才可以任執政，時人視為宋代的「國法」，可見進士科與當大官的關係。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攻宋代史和民間信仰研究。師承著名宋史學者羅球慶教授與陶晉生院士。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客席講師、《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副編輯。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風雪破窯：呂蒙正與宋代「新門閥」》（三民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