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準會22年來首次大規模升息抗通膨！經濟學家警告：這是用錯誤糾正錯誤

5月4日，美國聯準會5月議息會議決定升息50個基點（即0.5%），並宣佈將於6月1日正式開始縮表。本次升息是美國自2000年以來最大幅度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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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息會議後的記者會上，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罕見地直接表態稱，美國聯準會目前並未考慮單次75個基點的升息節奏。

無奈之舉

包括美國在內，全球經濟依然在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陰影，這一階段其實需要更低的利息來刺激經濟復甦。

如果這一利率升高，銀行在給企業或個人放貸時的利率也水漲船高，此舉可以減少貨幣供給量，降低通膨，從而給經濟降溫。

反之，如果降息，銀行放貸的利率就會降低，借錢成本更低，將刺激企業和個人貸款，一般來講，整體經濟得到刺激，變得更加活躍。

這也成為最重要的貨幣工具之一，再加上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聯準會升息或減息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比如，此次升息後，香港緊接著跟進升息，印度、澳大利亞也都升息。

美國聯準會也是按照這樣的邏輯操作的。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美國聯準會為了增加貨幣供應，提振經濟，當時一度降息至0-0.25%。這一超低利率維持了七年。2015年底美國聯準會開始一輪長達三年的升息通道，連續升息九次。

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聯準會在2020年3月緊急降息，一次性降至0-0.25%，利率又回到2008年底的零利率時代，並維持四年，直到今年3月份小幅升息25個基點。

通膨之痛

按照上述原理，在當下經濟復甦之際，美國聯準會應該減息或者保持低息，但卻選擇升息。鮑爾也直言背後的原因，「通膨率太高了，我們理解它造成的困難……我們正在迅速採取行動，使其回落。」

美國正在經歷40年來最高的通膨，今年3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創下1981年12月以來最高水平，高於2月份的7.9%。物價一直在上漲，通膨率已連續六個月超過6%，遠高於美國聯準會設定的2%的平均目標。

當通膨率維持在低水平（2-3%）時，經濟學家稱之為經濟「潤滑劑」，因為物價的小幅上漲可以提升企業家的收入，刺激他們進一步投資，增加經濟活力。

大多數經濟學家也將2%作為通膨目標，長時間大幅度偏離這一目標，被認為是危險的。因此，對於扮演央行角色的美國聯準會而言，如何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膨成為當務之急。

對於要面臨中期選舉考驗的美國總統拜登而言，持續高通膨也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政治問題。

但他承認，來自烏克蘭戰爭和中國石油公司封鎖的供應衝擊給官員們提出了一項艱巨的任務——而且可能迫使他們採取比以往更積極的行動來抑制需求。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聯準會對高通膨的反應太慢。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梅卡圖斯中心的高級研究員霍尼格（Thomas Hoenig）曾在美國聯準會工作近40年，他向BBC表示，美國聯準會和全球大多數央行都遠遠落後於通膨的漲幅。

本次升息後，意味著美國聯準會向銀行收取的借貸費用推高到0.75%至1%，更高的借款利息有助於對抗物價上升，因為它會降低人們對汽車和房屋等產品的需求——這是美國通膨的兩大驅動因素，而這一次的通膨持續時間和幅度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聯準會官員最初的預期。

「用錯誤糾正錯誤」

雖然霍尼格認為美國聯準會升息動作慢了，但他還警告稱，如果用非常大幅度的升息來衝擊經濟，就是「試圖用另一個錯誤來糾正這個錯誤」，美國經濟將為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換言之，美國聯準會的大幅升息也有引發經濟急劇放緩的風險，特別是當新的挑戰出現時，比如俄烏戰爭，以及中國因封城帶來的產能問題。

曾在美國聯準會利率制定委員會任職的經濟學家科恩（Donald Kohn）向BBC表示，「這是一條他們（美國聯準會）必須要走的狹窄道路，這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

值得一提的是，在財政金融政策上，中美的政策取向正好相反。

近期中國官方在一系列會議上都表示，關於宏觀經濟運行，要「切實振作一季度經濟，貨幣政策要主動應對，新增貸款要保持適度增長」。

中國央行也明確，貨幣政策要主動應對，新增貸款要保持適度增長，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堅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背後的原因也不難理解，中國物價並未如美國一樣持續處於高位，但上海、北京等地出現的持續疫情，使二季度經濟前景低迷，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

然而，中美政策取向相反，也為中國帶來的新的挑戰——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聯席院長趙錫軍表示，美國聯準會升息使美元資產升值，容易導致中國資金的外流。中國放寬貨幣政策，意味著人民幣和美元的息差會進一步收窄，給維持國際收支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帶來一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