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九十年代》已從左派刊物轉為獨立輿論多年。長期讀者對我們言論方向的轉變多表認同。想不到在大馬的多場演講中，遇到許多當年受我的左派思想影響的讀者。相隔二十多年後，他們仍然記得我，來聽我的演講，而且還未能捨棄社會主義思想和「心向中國」的感情，對我的改變難以接受，並提出疑問。
六十年代中期，我編寫過《社會科學初步》《哲學初步》《美學初步》《邏輯學初步》《哲學與人生》等淺易入門的小叢書，這些書除了基本知識之外，也貫徹了我當時的「科學社會主義」觀念。在新馬一帶很暢銷。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我的認識和想法已經有許多改變。當一位讀者帶著其中一本書，說他在監獄中與難友輾轉相傳，把我在這些書中的觀念奉為應有的世界觀，而今天聽我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已經破產了」，使他迷惑和傷感：「你曾是我的啟蒙老師，在監獄中讀這些書使我精神上支撐下去，今天你改了，要我怎麼辦？」
也有讀者帶來了我在六十年代主編的《伴侶》半月刊，和早期的《七十年代》雜誌。兩本雜誌都帶有左派色彩。當時在新馬一帶也暢銷。帶來的讀者說，馬來西亞的軍隊在掃盪馬共的營房中找到《七十年代》，一些人因此受難。
我感激這些老讀者對我的愛護，也感動於他們追求理想的認真的人生態度。我以萬分抱歉的心情回顧自己過去的工作，反省當年散播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哲學理念和人生觀。但我除了盡可能清楚明白地講述我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想法之外，我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去補償曾經對他們人生的誤導，尤其是想到他們可能曾經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在二次大戰前，東南亞華人自稱或被稱為「華僑」，他們效忠的對象是中國。1949年中共建政後，兩岸分立，一邊設立人大華僑委員會，另一邊保有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即使東南亞華人已逐漸成為各國公民，已不再是僑民。華人的勤奮相對於當地人的怠懶，經濟上佔優勢，因而在東南亞各國都有不同程度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華人居二等公民地位，故在感情上多傾向中國。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新氣象，對外的獨立自強姿態，加上與蘇共分裂後的革命狂飆，使馬來西亞不少華人受其宣傳影響，由民族主義而接受並追求社會主義。
中共口頭上說不干涉各國內政，實際上在精神上甚至行動上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越南的胡志明不待說，馬共的武裝革命也得到中共支持，領袖之一的文銘權後來更躲進中國大陸。馬共、印尼共的組成主要是華人。這些都成為六十年代印尼和馬來西亞相繼大排華的原因之一。印尼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估計有50萬華人被殺；1969年馬來西亞官方定性為「種族大衝突」的事件，造成130名華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