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失敗者回憶錄129：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兩百多年前美國作家艾姆斯(Fisher Ames)說過：「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艾姆斯所說的「君主政體」，也可以演化成為沒有君主的專權政體；他所說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就是民主政體，包括君主立憲的民主政體。
1990年，台、港、大陸都仍然在大變動中。台灣向民主體制轉型，言論開放，意見紛呈，媒體幾乎全都聚焦在島內種種公開的爭議中，猶如不斷被海水潑打的竹筏。既忙於內爭，也就顧不得大陸和香港的局勢了。但正如柏楊說：這種與台灣無關的意識，「是一個可怕的缺失，因為它將產生難以挽回的誤導作用。」《九十年代》在台灣發行，是希望能夠帶給台灣人觀察大陸的視野，但很不容易。
香港市民在六四前後的表現，使中共對香港敵意大增，《基本法》起草到了最後階段，突然在條文中對香港人的權利大大收緊。儘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都是北京任命的，但在草委的政制小組中，香港的委員都投反對票。無奈大陸委員佔多數，因此所有收緊改變都通過。而此時，西方開始了對中共的綏靖政策。香港人更感無奈，除了尋求外國護照作護身符，就只能自求多福。
中國這個大家長掌舵的專制大船，則航向變化難測。六四後，主持大局的江澤民、李鵬等把「反和平演變」列為中心任務，經濟上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化要接受計劃經濟指導，甚至把私有企業、個體戶說成是資本主義復闢。
1992年初鄧小平突然南下深圳、珠海等特區。他公開放話，說必須堅持只有經濟發展這「一個中心」，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中心；不要把「反和平演變」搞得太厲害；要堅持改革開放，大膽引進外資；要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拿過來；要重視香港，九七以後「保持一百年不變也未嘗不可」，還要在全國再造幾個「香港」。讓留在北京、不知道鄧南巡的江澤民、李鵬發抖的是鄧這一句：「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只有下台。」
那一年秋天，要召開中共十四大，涉及人事佈局。鄧這句話，有暗示要撤換領導人的含意。
鄧小平回到北京，江澤民立刻把媒體報導的所有鄧的南巡講話，整理好給鄧過目，再以中央文件向下傳達，並要求各級把「貫徹落實情況，及時報告中央」。於是全國掀起了一片引進外資和國企由私人承包之風。
中共十四大在十月就要召開，沒有人知道鄧小平要作怎樣的人事安排，江澤民尤其不安。因為鄧南巡還講過有人「左右逢源」、「搞形式主義」，像是針對他。鄧在前一年即1991年，曾經評價趙紫陽，說趙「很聰明，點子多。你們說我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麼趙紫陽就是總工程師了。你們不要否定他。」似有再起用趙的意思。
4月時，江抓住一個機會，一舉扭轉了形勢。這是一位當年與中共高層有所接觸的人告訴我的內幕。
話說4月初，江澤民訪問日本。4月9日世界各大媒體引用路透社報導，說江澤民在8號會見日本創價學會的池田大作時，向池田表示，今秋舉行黨十四大，「將選出新的負責人，我對重新當選有信心。」
中共可供各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根據外電報導，以顯著位置刊此消息。這消息在中高層幹部中引起議論，覺得江在十四大前就說自己會重新當選，這不是對外界承認沒有真正的選舉嗎？而且在大家長決定一切的前提下，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但江澤民早有準備。他自訪日以來，每天所講的每一句話，旁邊都有秘書作記錄。記錄中他沒有講過這句話。回到北京，他把秘書記下的他與池田講的話，連同《參考消息》的報導，一起送給鄧小平看。據悉，鄧看過以後，就覺得是黨內有人對江「不服氣」，《參考消息》大幅報導江的失言，是想要陷害他。實際上就是否定他挑選的新一代「核心」。大家長要自己拉他下台就可以，但其他人要否定他就不行。
另外，陪同鄧南巡的楊尚昆，因與趙紫陽的私交，很可能在鄧面前俟機為趙說項。楊任軍委副主席，他弟弟楊白冰任軍委秘書長，鄧雖是軍委主席，但軍隊的具體運作是楊氏兄弟，故有人稱解放軍是「楊家將」。一般估計，楊尚昆在十四大退下，楊白冰會實際掌軍權。鄧小平考慮若趙紫陽復出，楊家將掌軍權，說不定會給六四平反，就等於對鄧個人的否定。因這考慮，他決定繼續重用江澤民，並在十四大讓楊家將都退下來。
江澤民究竟有沒有跟池田大作講過那樣的話，無人確知。但他善用此事去鞏固自己權位，卻是只有摸透了中共人治訣竅和老家長心態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政治上繼續專制保守，經濟上就開放並以特權發財致富。中國這條路就是這樣走出來的。
失敗者回憶錄130：我的愧疚
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講，我不會知道自己年輕時的編寫工作，對東南亞地區一代人的誤導，以致影響他們的人生。我為此深感愧疚。
1991年底，我應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的邀請，去那裡的八個城市演講。被邀同行的還有好友作家黃春明。主辦方給我們的共同講題是「看海的九十年代」，題目結合黃春明的小說「看海的日子」和我主編的《九十年代》。黃春明主要講的是九十年代面臨的環境保護問題，我主要講的是九十年代中國吸引海外投資的新局面，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的矛盾問題。
那時候《九十年代》已從左派刊物轉為獨立輿論多年。長期讀者對我們言論方向的轉變多表認同。想不到在大馬的多場演講中，遇到許多當年受我的左派思想影響的讀者。相隔二十多年後，他們仍然記得我，來聽我的演講，而且還未能捨棄社會主義思想和「心向中國」的感情，對我的改變難以接受，並提出疑問。
六十年代中期，我編寫過《社會科學初步》《哲學初步》《美學初步》《邏輯學初步》《哲學與人生》等淺易入門的小叢書，這些書除了基本知識之外，也貫徹了我當時的「科學社會主義」觀念。在新馬一帶很暢銷。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我的認識和想法已經有許多改變。當一位讀者帶著其中一本書，說他在監獄中與難友輾轉相傳，把我在這些書中的觀念奉為應有的世界觀，而今天聽我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已經破產了」，使他迷惑和傷感：「你曾是我的啟蒙老師，在監獄中讀這些書使我精神上支撐下去，今天你改了，要我怎麼辦？」
也有讀者帶來了我在六十年代主編的《伴侶》半月刊，和早期的《七十年代》雜誌。兩本雜誌都帶有左派色彩。當時在新馬一帶也暢銷。帶來的讀者說，馬來西亞的軍隊在掃盪馬共的營房中找到《七十年代》，一些人因此受難。
我感激這些老讀者對我的愛護，也感動於他們追求理想的認真的人生態度。我以萬分抱歉的心情回顧自己過去的工作，反省當年散播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哲學理念和人生觀。但我除了盡可能清楚明白地講述我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想法之外，我不知道還可以做些什麼去補償曾經對他們人生的誤導，尤其是想到他們可能曾經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在二次大戰前，東南亞華人自稱或被稱為「華僑」，他們效忠的對象是中國。1949年中共建政後，兩岸分立，一邊設立人大華僑委員會，另一邊保有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即使東南亞華人已逐漸成為各國公民，已不再是僑民。華人的勤奮相對於當地人的怠懶，經濟上佔優勢，因而在東南亞各國都有不同程度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華人居二等公民地位，故在感情上多傾向中國。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新氣象，對外的獨立自強姿態，加上與蘇共分裂後的革命狂飆，使馬來西亞不少華人受其宣傳影響，由民族主義而接受並追求社會主義。
中共口頭上說不干涉各國內政，實際上在精神上甚至行動上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越南的胡志明不待說，馬共的武裝革命也得到中共支持，領袖之一的文銘權後來更躲進中國大陸。馬共、印尼共的組成主要是華人。這些都成為六十年代印尼和馬來西亞相繼大排華的原因之一。印尼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估計有50萬華人被殺；1969年馬來西亞官方定性為「種族大衝突」的事件，造成130名華人死亡。
最慘絕人寰的是赤柬在1975年掌權後的大劫難。赤柬領袖波爾布特四次訪問中國，其中1975年獲毛澤東會見，毛支持赤柬的消滅資產階級路線，於是波爾布特回國後將所有城市居民驅趕到農村勞役，在城市居住的華人首當其衝，被大量殺害，華人人口從60萬，銳減到30萬。
在東南亞華人大批被殺害的事件中，中共只在1965年派過兩艘船到印尼接僑，對印尼軍人大規模殺害華人連口頭譴責也沒有。赤柬大屠殺，華人湧到中國大使館求援，使館人員在後院下棋，見華人湧到鐵門，即退回屋內，緊鎖門戶。華人走投無路，大批遭殺，少數人歷盡艱辛去到泰柬邊境，拉起橫額，上寫：「寧做美國狗，不當中國人！」這樣寫是因為見到赤柬屠城時，美國僑民連家中的狗都帶上直升機，逃往美國戰艦。大屠殺後，赤柬領袖波爾布特1977年訪問北京，受到中共領袖熱烈歡迎。
在馬來西亞，不止一個人對我說，他對一年前李鵬訪馬時，叫各地華人要效忠所在國，表示反感。不是說華人不應該效忠所在國，而是中國曾經如此對待各地華人，還有臉說這樣的話嗎？而且這句話暗示還有華人仍效忠中國，分明挑撥華人與當地人的關係。
東南亞華人被排擠的血淚史，罄竹難書。排華，當然有許多當地的社會因素，但華人的「胸懷祖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聽到一些個人故事，不禁為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寫作而自責。
「知識分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這樣說。心有戚戚焉。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