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失敗者回憶錄123：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在1986年《九十年代》200期座談會上，在美國修讀博士學位的楊小凱，講到在美國三年接觸到的台灣人和中國大陸人的不同，他說中國文化已經有了分支，特別在兩岸政治事件的共同情感與文化認知上，你和大陸人說高雄事件，他們沒一點感覺，他們可以在理性上了解，卻沒有感情因素。你跟台灣人講清查五一六運動，他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更不會有感情。
在政治事件上可能是的，但講到兩岸所受的中國文化基礎，和人情世故，卻有很大的同一性。至於兩岸關係，我在1988年首次訪台時，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向大陸開放的問題上，仍然一黨獨大的執政國民黨主張緩進，資源短缺的本土派民進黨反而主張急進些。
北京八九民運發生時，台灣人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對中國局勢高度關注，紛紛集會對北京民運作出聲援。六四屠城後，我在7月1日應邀去台灣演講，與一年前首訪時同一個場地，一年前聽眾擠爆會場，又因我在六四前後成為香港媒體紅人，主辦單位和我都以為仍然會有許多聽眾，誰料現場除了各媒體記者外，聽眾寥寥可數。尤其讓我意外的，是聽眾提問中，竟然有人說這次北京學運背後有外國勢力在組織策劃，否則那些學運領袖事後如何可以潛出大陸。這種沒有根據的陰謀論，在香港以至我後來在北美的演講中也沒有人提過。
柏楊後來對我說，這類說法，是統派一貫的「反帝」論調，他們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統治是怎麼回事，而是不願意去批評中共政權，因為這會傷害他們的統派立場，而且會助長獨派的聲勢。
對於大部分台灣本省人來說，六四把他們嚇壞了，中共的野蠻程度超越了他們的想像，於是覺得中國發生的事再與台灣沒有關係。以後就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大陸怎麼變化不再關心。這是我的演講聽眾寥寥的原因。
我後來去美國，見到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人士。台灣出來的外省籍人士，對六四屠殺義憤填膺，都積極參與抗議中共的集會，而台灣人郭松棻就對六四漠不關心。我想起他1974年去大陸前對中國的熱情，也想起那時一些推動台灣民主的黨外人士，曾透過我同中共聯絡，想中共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1988年民進黨一些人力主對大陸政策要更開放些。六四後，卻變得如此冷漠。如果從大中華民族主義觀念出發，誰才是民族主義的罪人，不是太明顯了嗎？
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太多敘說了。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
事實上，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運的爆發點。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會原因是1987年大家長的反自由化和違反黨所定機制把胡耀邦罷免，到了1988年，大家長硬闖物價關導致「官倒」橫行、物價飛漲，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這些才是民運產生以及得到社會普遍響應的原因。
1989年1月，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鄧小平，指這一年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五四運動七十年，還是法國大革命200年，建議中國特赦魏京生和所有類似的政治犯，以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這封措辭溫和的建議信，獲得北京文化界33位知名人士響應，接著是中國科學界42位名人也以公開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則得到有數以千計的名人簽名回應。中國民主運動其實從1月就啟動了。在大家長主導下的中共政權對這些溫和訴求置之不理。於是，才在4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的抗爭行動。
從1月開始，北京的訊息可以說是瞬息萬變。4月民運開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體聚焦。香港的電子新聞播報頻率越來越緊湊。《九十年代》編輯部日日夜夜關注事態發展。每月1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號的專題是「北京學運」，到六四屠殺發生，又在15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記事本末」。兩本都兩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見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時間，成為電子媒體爭相訪問的紅人。這不是我引為驕傲的事，而是我在電視螢幕前流淚和對中國的絕望時期。停在雜誌社門前的電視新聞台和廣播電台的車子，或來訪問，或接我去電視台接受訪問。而在多次電子媒體的評論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記得的一句話，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記者在街上採訪，停止外媒使用電視衛星傳播畫面，我說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預言會有大鎮壓。另一句是六四後我說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許多中國和海外人士給雜誌撰文表達他們的感受，包括詩人顧城和楊煉。但讓我記憶了數十年的句子，卻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牆上的沒有署名的詩作。下文再介紹。
失敗者回憶錄124：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六四鎮壓後，香港在當天再次有百萬人大遊行，打出橫額：「今日北京遭鎮壓，他朝香港也相同」。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現大轉折：過去對政治冷漠，面對主權轉移的無奈，或移民、或買外國護照作保險、或消極「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學生爭民主並獲各界支援的電視畫面，而激發起對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從而大規模去關心中國政治事態。六四改變了許多香港人從逃避轉為面對現實，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或聯合中國民主派抗共的行動。
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我最記得那一年5月20日風暴襲港，八號風球高懸，狂風暴雨下，常態是交通停頓，街道極少人行走，但香港卻有四萬人冒著大風雨走上街頭遊行。只因為前一晚李鵬在電視殺氣騰騰的講話，楊尚昆宣布軍隊入城，接著頒布戒嚴令，封鎖新聞，香港人不顧風雨上街。
在八號風球下，我接受兩家電視台訪問，就是在那時說出「關起門來打狗」這句話。次日颱風過去，激發了一百萬人的大遊行，遊行隊伍到跑馬地馬場集合，在那裡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5月27日，香港演藝界總動員，舉辦了「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
接著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聲譴責，傳統左派、中資直屬機構，《大公》《文匯》，新華社員工都走上街頭，並在報紙刊登廣告譴責屠殺。跟著是秘密展開救援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
正如抗日戰爭的悲憤激發起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樣，八九民運絕食學生及支援者的命運，和中國的暴政，也激發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憤的民族感情。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轉變的意識基礎。
更重要的意識是出於自救心態：「抗暴政、救中國從而可以救香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被迫接受，越來越近的香港主權轉移的無奈，加上那幾年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對聯合聲明附件一，從市民權利最大化向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國背棄承諾，令香港人對前景越來越悲觀。中國民主運動的突然奮起，燃起了對未來宗主國從專權政治邁向民主的希望：這可能是香港未來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聰明人」的押寶心態，尤其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們看到中國各界包括黨政機關人士，紛紛走出來對北京學運聲援，認為中共的開明派最終會贏得權力，於是把賭注押在開明派身上。最明顯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後來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後七次在報紙刊登廣告，聲援學運和譴責北京政權鎮壓。後來他絕口不談六四，還在2011年表示鄧小平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
六四最流行的愛國歌曲是多年前為追悼在越戰中陣亡的解放軍戰士而作的《血染的風采》。最能夠表現香港人參與精神的，是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緊急創作出來的《為自由》。而我最受觸動且數十年沒有忘記的詩句，就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地下道牆上的《瘋女人》：
「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夜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尋味。多年後，我在中國網頁上讀到另一首無署名的詩，或可以作一註腳，詩題是《中國人的墓誌銘》：「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躺在裏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着」。
詩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議，在9月12日零時，即六四死難英靈的百日忌辰，家家戶戶，滅去電燈，在窗台上點起一枝蠟燭，以至於盡，以此來寄託我們刻骨銘心的痛惜。他又提議以後每年六四週年，都以這方式，抒發沉哀，時刻反思，「敬申吊於英靈，寄長懷於民主」。
1989年八月號，《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題材的著名畫家林風眠的新作《噩夢》。那一期雜誌封面，我創造了一個新詞：「黑社會主義」，我為此撰文解釋，中國口口聲聲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實際上所實行的是「黑社會主義」。「黑社會主義」奉行黑社會邏輯：只講強權，不講規則，不講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強制就是道理。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學生，回應就是坦克和射殺。5月20日戒嚴前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籲召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掌軍權的大家長置若罔聞。人大委員長萬里，因為可能會公正主持會議，於是用槍桿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後「請」一個已經退休、什麼職位也沒有的元老彭真來主持人大副委員長會議。最高法院院長，向下達戒嚴令的總理表忠，以示司法將忠誠為槍桿子服務。軍委主席掌黨政大權，可重組黨政最高層級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聽話的常委，指定從上海找來一人當「核心」，並下令其他人「誰也不要不服氣」……。這一切像不像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邏輯？
一個人不論以前如何開明，一旦掌握了絕對權力，就會奉行黑社會主義，就會成為一個大怪物。活的「官財」，造就中國成為一口活的棺材！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