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曾是電廠機組控制室的司爐，後來成為作家，而他正是輕蔑毛澤東時代的典型例子。他是文革時期出生的，一九六七年生於福建的山區，雙親都是教師，當時他們流亡到中國東南部的農村。一九八○年代，朱文考上南京的大學。當時毛式教育制度雖已進入尾聲，學生寫作文時，還是必須開篇就引用毛澤東的名言。他的小說諷刺後毛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樣貌，筆下的主角幾乎都是態度傲慢、沒有道德意識的年輕男子，憐憫並嘲諷父母屈服於「政治統治」。那些主角要不是受到計畫經濟的折磨，就是逃離計畫經濟的奴役，包括集體宿舍、愚蠢的官僚、乏味的終身苦役。
陳小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後毛時代的轉變。一九六六年，陳毅不幸成為外交部部長，因此受到外交部內紅衛兵的攻擊，因為他們認為他在全球舞台上對資產階級投降。雖然毛澤東與周恩來雙雙避免他遭到文革最極端的暴力，他仍遭到降職，並於一九七二年病逝。與此同時，陳小魯也加入紅衛兵，批鬥他的老師。約四十年後，這段令他良心不安的記憶促使他發表一封道歉信──此舉對紅衛兵世代來說相當罕見。加入外交部後，他參與了鄧小平時代早期的去毛化，並於一九八一年被派駐倫敦。「我們抵達英國後，這才意識到我們才是受苦的人。英國的生活水準比我們高得多。事情不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令我們大為震驚……那使我們冷靜地反思我們的社會與價值觀……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
儘管如此，二○一六年，他指出，他覺得數十年的毛主義顛峰並非一無是處：
「人難免會犯錯，國家難免會犯錯……但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我們就不會有改革。俗話說物極必反。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中國會像蘇聯一樣。沒有改革的話，我們不會有現在的中國，不然我們怎麼可能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地方呢？……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沒有當時大家說的那些空話，我們就不會有共識，不會知道那是錯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革命外交政策就像蛻去的舊皮一樣，遭到遺棄，只留下國家利益，以及戰爭傷疤。中國轉向外交實用主義是始於一九七○年代的初期，當時毛澤東批准下屬與美國進行謹慎的和解，並修補中國與右派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嫌隙。而此舉促成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的奇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樂隊為這名喜歡扣人「赤色分子」帽子（red-baiter）的美國總統演奏〈山腰上的家〉（Home, Home on the Range）。毛澤東死後，欣賞新加坡現代化模式的鄧小平與李光耀建立友好關係，而且他為了取悅這位新加坡總理，還告訴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附庸陳平，中國不再資助他在馬來西亞的長期革命戰爭。
陳平是東南亞最早反殖民叛亂的資深老將之一，在缺乏資金及國際盟友下，他最終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了和平協定。年過八旬的阿成從馬來西亞和泰國邊境的叢林中走了出來，定居在一個指定的「和平村」。在那裡，他帶著無畏的革命精神，仍然致力展現「自力更生」的毛派精神──汲取橡膠樹的汁液、養豬、種菜。二○一三年陳平在曼谷病逝時，馬來西亞政府已兩度拒絕他返回馬來西亞的請求。他死後，馬國政府也禁止任何人把他的骨灰帶回家鄉。
＊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現代中國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毛主義：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