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春天，一個新加坡的朋友邀我前往北京看一齣新音樂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劇情在阿根廷革命者的人生與二○○○年代北京的場景之間切換，整齣戲和文革的二元對立美學產生了共鳴。在這種美學中，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寓意與當代中國的精神真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該劇的演員分成兩組：好人（全由男性扮演）與壞人（全由女性扮演）。每當好人試圖做好事時──例如營救溺水的孩子──壞人就會阻止他（辯稱那個孩子沒有經濟價值，所以可有可無）。一首歌唱道：「毛澤東、毛澤東，我們將在槍林彈雨中追隨你。」觀眾聽了大聲喝采。音樂劇結束後的演員問答時間，三十幾歲的導演斥責自己以及跟他一樣的現代化都市人「花太少時間接觸勞動人民，真的太少了」。
這種新毛主義的復興──高唱愛國歌曲與口號，以及充滿文革氣息的編舞──令人印象深刻，只是當時我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我在北京待了四個月，為一篇論文進行研究，主題是關於中國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痴迷。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象徵著中國在後毛時代渴望獲得西方制度所給的國際「面子」。中國的諾貝爾獎情結，似乎代表中國已經跟毛派過去的價值體系徹底決裂。對我來說，《切．格瓦拉》很有意思，但也很小眾：是過去一百年來中國大都會文人對未受教育的中國貧困「大眾」一再感到內疚的後遺症。當晚我騎車穿過北京街道，回我在城市西部的大學宿舍時，路過北京最繁忙的商圈王府井大街，那裡開滿了西方設計師的旗艦店，還有無數試圖在中國民間經濟中闖出一番名堂的小企業──所謂的「小賣部」。他們──而不是毛主義的遺風──似乎才是中國發展的必然方向。
但我錯了。十八年後，中國是由毛澤東以來最強勢、最毛派的領導人所統治。習近平──毛澤東的革命同志的兒子──重新把毛派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正規化：批評／自我批評會議、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戰略、個人崇拜等。二○一八年初，他和中央委員會廢除了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習近平可以像毛主席那樣終身執政。與後毛時代中國在外交事務上的保守作法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及其最親近的顧問以一種毛澤東時代以來未曾見過的活力和信心，重申中國在全球的雄心與重要性（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宣稱，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當然，習近平的中國與毛澤東的中國不同（幾乎面目全非）：它與全球金融相連；其政治均衡與正統性取決於經濟表現，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純正；其媒體太多樣化，所以單一的官方資訊無法說服遊歷越來越廣、雄心勃勃（且納稅）的公民。此外，習近平復興毛派政治手法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採用，而是精挑細選過的。習近平身為一個享有威權的黨國大老，他很樂於援引毛澤東身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的歷史威望，來提高自身的威權，推進自己的目標（懲戒整個黨，消除反對勢力，重新集中權力）。但他刻意掩埋了文革大規模動員社會的記憶。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比，現今中國已發生巨變。這樣的中國如何看待習近平這種選擇性地復興毛派政治手法的方式？
在當代的中國，偉大舵手的影響力是以多種離奇又不穩定的方式表現出來──一如它在世界各地流傳的方式。不妨回想一下，二○一六年初那座巨大的毛澤東金色雕像，聳立在荒蕪的河南農村，因某個忠誠的在地人祕密資助而設立，後來在大眾抗議下又悄然被劈成碎片。或者，我們也可以回想一下，二○一一年夏天薄熙來發起的新毛主義復興運動，目的是為了把他推進政治局；短短九個月後，薄熙來卻因被控收受三百六十萬美元的賄賂而被捕（他的妻子也因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而遭到拘留，後來被判有罪，據稱她在國外洗錢的金額高達十二億美元）。然後，還有韓德強，他是評論網站《烏有之鄉》的共同創辦人，那是宣揚沙文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典型網站。二○一三年，他退出這個激進組織，在河北農村建立一個有機公社，同時推崇毛澤東及一種泰國佛教運動（「正道農場」），同時自豪地回憶二○一二年他在一場反日示威遊行中毆打了一個批評毛澤東的老人。
毛派復興令人困惑的多樣性，開始顯現出毛澤東在中國所留下來的一切，是既複雜又強大──它在中國支撐著看似不容置疑的國家權威，也激發了人們對那種權威的攻擊（無論是明嘲，還是暗諷）。在中國──套用切．格瓦拉的說法──毛派有兩種、三種、甚至有很多種。
一九五○年代晚期，毛澤東盤據了天安門廣場的北半部分：他的六公尺長肖像懸掛在觀景台上，俯視著那些崇拜他的人群，凝視著他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下的文字（以他的書法題刻）。毛澤東死後，一九七七年，他那橘色的防腐遺體被安放在一座大陵寢中。從此以後，他併吞了天安門廣場的其餘部分（南半部）。黨的規畫者解釋，這是為了「進一步凸顯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意義」。
不過，在其他方面，事情並沒有順著毛澤東的意思發展。他於一九七六年九月過世後，不到一個月，為他執行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他的妻子江青及三個黨羽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立刻遭到逮捕。儘管毛澤東的忠實門徒華國鋒（湖南省委書記）直接接替了毛澤東的位置，但沒多久他就失勢了。鄧小平可說是毛澤東第一代的革命同儕中，最強勢的在世者，他正忙著讓自己晉升到最高領導層。一九八○年，鄧小平在黨內精英中獲得足夠的支持，把華國鋒趕下任何有意義的權勢高位。
在文化、經濟、外交政策方面，一九八○年代最重要的敘事是去毛化。這場運動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經濟界。早在一九七○年代初期，一些農村的共產黨幹部或許是對中央黨內指令的反覆無常感到筋疲力竭，已允許在地的農民擺脫中央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隨心所欲地從公社分割地塊，栽種一些在黑市獲利特別好的非主要作物。而回歸副業（例如飼養動物、做手工藝）的人，從一九五○年代中期起，不斷被譴責是「資本家」。在中國南方，理當由政府壟斷的商品，開始有私人公開販售；一群又一群的創業者在沿海地區交易違禁品4。鄧小平與他的副手（例如趙紫陽）正式訂定了這個流程，並使其加速發展。到了一九八二年，公社（毛派經濟與政治策略的基礎）已經解散。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書籍與照片向來是最安全的送禮選擇。有一個（可能是虛構的）故事寫道，一對夫婦收到一百零二本毛澤東的作品作為結婚禮物。那個年代製造的毛主席肖像多到每個人可以平均擁有三幅。此外，小紅書的印行也突破十億冊。如今，數十億冊毛澤東的著作堆在倉庫裡腐爛，不僅占據了後文革時期現代化書籍所需要的空間──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時代晚期，中國在科學與技術上落後的程度焦躁不安──也造成八千五百多萬人民幣的呆帳，而且還需要特種部隊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看守（儘管他們盡了最大努力，但由於溫度不穩定，約百分之二十的毛澤東著作裂開並發霉）。中國共產黨為此採取了激進的解決方案。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宣傳部下令禁止銷售小紅書，並要求在七個月內把那些庫存全部打成紙漿──僅保留少數幾本。於是，多達百分之九十的毛澤東時代政治書籍成了紙漿，包括剛發行不久的整批《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之前在全球宣傳毛主義的人，不再相信他們以前負責傳播的資訊。一九七八年，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簡稱FLP）的一些作家和編輯被派往國外留學，終於有機會親眼看到西方世界。過往幾十年來，他們大量生產《北京周報》及其他「對外宣傳」的內容，他們一直深信中國即將解放西方世界。一名外文出版社的編輯曾經歷文化大革命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政治與社會動盪，他對澳洲小鎮的日常生活感到震驚：
我離開中國以前，所有的宣傳都在講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如何受苦受難，遭到壓迫──任何與資本主義有關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任何與社會主義有關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走出國門，事實並非如此，文化衝擊非常強烈，一切都與中國截然不同，包括日常的文明程度及禮貌程度。每天早上，父母送孩子上學；一天結束時，再接他們回家。我心想：這些孩子真幸運，我看著哭了。我花了這麼多年在中國做對外宣傳，卻完全不知道國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清空老舊毛派書籍的倉庫與書架，如今擺滿了描述毛澤東時代的書目，內容充滿了恐懼、絕望以及蔑視。文化的解放產生了多元的風格及體裁，從半抽象的詩歌，到魔幻現實的小說與荒誕的戲劇，應有盡有，但大多是在描述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不滿。他們描寫個人遭到毀滅，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不人道，社會主義的腐敗及浪費生命的荒謬，文化大革命的過度及勞改營的恐怖。到了一九八○年代晚期，去毛化進入藝術領域。張宏圖在他的「物質毛」系列中，以一系列惡搞的姿勢、偽裝、色彩來刻畫毛澤東，例如披著虎紋的毛澤東，留著史達林假鬍子的毛澤東，紮著辮子的毛澤東，色迷迷地盯著民主女神雕像的毛澤東。後來，這類不敬的行徑也登上了大銀幕，所謂的「第五代導演」打破了人們對這位中共英雄的刻板印象。一九八八年，這股風潮也傳到電視螢幕，廣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抨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落後，以及中國對西方民主文化不夠開放，諷刺毛澤東崇拜是落後文化的縮影8。儘管黨內官員盡責地為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歌功頌德，但是這些事情對文化都毫無貢獻。反抗中共的正統思想，才是一九八○年代最顯著的文化主題。
朱文曾是電廠機組控制室的司爐，後來成為作家，而他正是輕蔑毛澤東時代的典型例子。他是文革時期出生的，一九六七年生於福建的山區，雙親都是教師，當時他們流亡到中國東南部的農村。一九八○年代，朱文考上南京的大學。當時毛式教育制度雖已進入尾聲，學生寫作文時，還是必須開篇就引用毛澤東的名言。他的小說諷刺後毛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樣貌，筆下的主角幾乎都是態度傲慢、沒有道德意識的年輕男子，憐憫並嘲諷父母屈服於「政治統治」。那些主角要不是受到計畫經濟的折磨，就是逃離計畫經濟的奴役，包括集體宿舍、愚蠢的官僚、乏味的終身苦役。
陳小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之一陳毅的兒子，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後毛時代的轉變。一九六六年，陳毅不幸成為外交部部長，因此受到外交部內紅衛兵的攻擊，因為他們認為他在全球舞台上對資產階級投降。雖然毛澤東與周恩來雙雙避免他遭到文革最極端的暴力，他仍遭到降職，並於一九七二年病逝。與此同時，陳小魯也加入紅衛兵，批鬥他的老師。約四十年後，這段令他良心不安的記憶促使他發表一封道歉信──此舉對紅衛兵世代來說相當罕見。加入外交部後，他參與了鄧小平時代早期的去毛化，並於一九八一年被派駐倫敦。「我們抵達英國後，這才意識到我們才是受苦的人。英國的生活水準比我們高得多。事情不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令我們大為震驚……那使我們冷靜地反思我們的社會與價值觀……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
儘管如此，二○一六年，他指出，他覺得數十年的毛主義顛峰並非一無是處：
「人難免會犯錯，國家難免會犯錯……但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我們就不會有改革。俗話說物極必反。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中國會像蘇聯一樣。沒有改革的話，我們不會有現在的中國，不然我們怎麼可能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地方呢？……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沒有當時大家說的那些空話，我們就不會有共識，不會知道那是錯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革命外交政策就像蛻去的舊皮一樣，遭到遺棄，只留下國家利益，以及戰爭傷疤。中國轉向外交實用主義是始於一九七○年代的初期，當時毛澤東批准下屬與美國進行謹慎的和解，並修補中國與右派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嫌隙。而此舉促成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華的奇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樂隊為這名喜歡扣人「赤色分子」帽子（red-baiter）的美國總統演奏〈山腰上的家〉（Home, Home on the Range）。毛澤東死後，欣賞新加坡現代化模式的鄧小平與李光耀建立友好關係，而且他為了取悅這位新加坡總理，還告訴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附庸陳平，中國不再資助他在馬來西亞的長期革命戰爭。
陳平是東南亞最早反殖民叛亂的資深老將之一，在缺乏資金及國際盟友下，他最終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了和平協定。年過八旬的阿成從馬來西亞和泰國邊境的叢林中走了出來，定居在一個指定的「和平村」。在那裡，他帶著無畏的革命精神，仍然致力展現「自力更生」的毛派精神──汲取橡膠樹的汁液、養豬、種菜。二○一三年陳平在曼谷病逝時，馬來西亞政府已兩度拒絕他返回馬來西亞的請求。他死後，馬國政府也禁止任何人把他的骨灰帶回家鄉。
＊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現代中國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毛主義：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