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
失敗者回憶錄117：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上世紀八十年代，儘管香港因九七問題社會一直存在隱憂，中國大陸和台灣卻是在朝著逐漸擴大人民權利的方向發展。
台灣自從美麗島事件及大審、林家血案、陳文成案，特別是江南案之後，當局在內外壓力下，已開始走向民主自由開放之路了。1985年，蔣經國回答美國記者時說，不會考慮將來由蔣家人士繼位。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佈組黨，蔣經國未強力鎮壓，回應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987年7月蔣經國解除戒嚴令，11月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九十年代》在這段期間，隨著台灣的開放，在台灣已有專為我們雜誌寫政治評論的作者，有特派記者緊貼台灣時局的報導。黨外也變成民進黨，在選舉中開始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中國大陸方面，那些年在胡趙的寬鬆領導下，也有了較多的言論自由。1985年，胡耀邦委任朱厚澤任宣傳部長，他提出寬厚、寬容、寬鬆的「三寬論」方針，放寬對文藝界與學術界的限制。文學界揭露陰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現。其中尤以劉賓雁寫的為民呼號和批評黨傳統觀念的作品而備受觸目。1985年他寫的《第二種忠誠》，由於《九十年代》轉載而受到海外廣泛關注，並傳回大陸，掀起一陣「劉賓雁熱」。
台灣和大陸，對《九十年代》似乎也改變了態度。台灣在1983年批准了我們的兩個編輯訪台。在香港，也有同台灣當局有關係的人士與我接觸。大陸方面，因當年帶點私怨的廖承志已去世，駐港負責人許家屯主張對我們這類獨立而有影響力的媒體「團結爭取」，據聞在1987、88年趙紫陽搞政治改革時期，他的智囊曾經提過考慮批准《九十年代》再有限度地進口，儘管未成事已爆發民運。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1978年中共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來取代原有「解放台灣」的口號，並提出「通航、通郵、通商」的三通，以及「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的四流政策。蔣經國對此的回應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但到1987年終於聽從民意開放了台灣民眾前往大陸。何時會開始官方往來乃至和平談判「統一」，亦成為當年海外輿論熱議的話題。
1986年10月，我應西德駐港總領事之邀，往德國訪問了十多日。當時的德國仍然分東德與西德。東德是蘇聯陣營的共產國家，西德是西方陣營的民主國家。在西德，我與其他國家的新聞工作者一起採訪當時進行的地方選舉，去了在東德領土內的柏林。當時的柏林一分為二，西柏林有美英法駐軍，東柏林有蘇聯駐軍。東德為防止人民逃往西柏林，在1961年建立一道著名的圍牆與西柏林相隔，時會發生東德守軍槍殺逃亡者事件。我以5美元的入境簽證費，進入東柏林一日遊。我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因此也對分裂國家如南北韓、東西德的情況感關注。
和中共堅持「一個中國」並強迫國際社會接受「一個中國」不同，東西德都接受兩個德國，聯合國也接納兩個德國為會員國。東西德均按照國際外交關係的通則去處理兩德的通信、匯錢、人民往來等相涉問題。當時平均每年有150萬西德人前往東德，而東德則採取組團旅遊的性質，當年有12萬人去西德短期旅遊。人民來往的數量逐年增加。在東柏林大街上，固然看到與西德完全不同的共產國家的肅殺景象，但東德人看來卻安詳、善良，年輕人的舉止、打扮，都看出深受西方影響。
我問過西德一個年輕人，是否贊成統一，他反問我：「統一有什麼好處，不統一有什麼壞處？我不認同國家，我只認同人民，認同人權、正義、民主、自由……。」
現在許多人以為，東西德的統一，是由中國的六四和蘇聯的解體促成。實際上兩德統一在蘇聯解體之前，起動也在八九民運前。由於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放鬆了對東歐集團國家的控制。東德在1989年3月就放寬了邊境管制，從而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逃亡潮。大規模的交往了解，激發了東德公民要求民主、放寬對新聞限制的抗議浪潮。11月4日柏林爆發50萬人參與的大遊行，東德居民開始翻越柏林牆前往西德，當局沒有阻止，柏林牆形同虛設。12月東德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刪去了國家受工人階級及馬列主義政黨領導的條款。德國統一社會黨（即共產黨）召開特別大會，宣佈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德國實行多黨制。1990年3月，東德大選，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第一大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為第三大黨。1990年5月，兩德開始了統一進程。
從德國的分裂而致統一，是一個自由與極權和平競賽的過程。而首先是從尊重事實開始，從承認兩個國家的事實，再經過制度的競爭，最後是人民選擇了接受文明一方的統一。以強凌弱的統一，只會造成人民的受難和文明的崩解。
失敗者回憶錄118：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引言：在離開新加坡的前一晚，在晚會後，快到午夜了，我們談興未盡，就集合在戴天房間中繼續聊天。講到台灣的鄉土文學，黃春明似乎不太贊同「鄉土文學」這說法，他覺得自己只是把對社會的感覺、想法用小說寫出來。
1987年5月底，我應新加波《聯合早報》的邀請，去參加金獅文藝營活動，香港同行的還有戴天，台灣就來了陳映真和黃春明，中國大陸原來打算邀請劉賓雁的，但1986年底發生反自由化運動，劉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故無法前來，在新加坡見到的大陸作家是馮驥才和諶容。此外有來自美國的許達然，和馬來西亞的吳岸。金獅文藝營過去舉辦過兩次，都是一些知名的老作家。1986年《聯合早報》總編輯黎德源到香港找我，說這次想邀請中年的、關心社會並有批判意識的作家，想以此刺激新加坡寫作人對社會的關懷。我想到的是香港九七問題，不少人認為九七後最好的情況就是像新加坡，有法治，和近乎記名的選舉，有高效率和廉潔的官僚，但稍欠自由，如果香港將來能夠這樣，也算不錯了。所以，我真想看看究竟新加坡是怎樣的社會，是否真的想引入批判性的文化思維。
陳映真和黃春明，我早聞其名，也讀過不少他們的小說。諶容的《人到中年》也讀過，馮驥才則比較陌生。過去兩岸三地的無論什麼會，與會者多少有些立場上的隔閡。不過這次我們幾個人倒是相處得很融洽。大家都是直呼其名，沒有加「先生」之類的尊稱，馮驥才因身高近二米，我們就叫他「大個子」。
在新加坡我們享受貴賓式接待，安排的演講、評審作品等活動，也坐滿聽眾和熱烈掌聲，使我們覺得深受重視，而且計劃周詳，顯見高水平的管理。
新交的作家朋友，以黃春明談話最有趣，他隨口講出來的都是故事。比如講到鄉土認同，就說家鄉有一條河，下游叫「後壁溝」，上游叫「前頭溝」，那裡的孩子早上起來到河邊脫了褲子大便，於是那裡的人就把這河叫「對屁股溝」。他說如果一個人在離開了家鄉還時時想到「對屁股溝」，那麼他一定是有鄉土認同的人。
我與黃春明一見如故，以後我們又有多次交往互動。
大個子馮驥才的敏感無處不在。比如有一次是副總理來致辭，講完大家鼓掌，掌聲停下來後，司儀就說，「讓我們再一次鼓掌感謝王副總理的語重心長的講話」。大個子就嘀咕著說，這太像大陸的演講了，第一次鼓掌是自發的，第二次就有點被迫啦！他又對我們這一邊的作家之間無拘束相談，語言生動、坦誠。他沒有說的是另一邊，因為金獅營的另一邊是中港台的出版界人士，有大陸出版總署和香港三中商的官方代表。
在離開新加坡的前一晚，在晚會後，快到午夜了，我們談興未盡，就集合在戴天房間中繼續聊天。講到台灣的鄉土文學，黃春明似乎不太贊同「鄉土文學」這說法，他覺得自己只是把對社會的感覺、想法用小說寫出來。日治時代，台灣的本土文學都是用日文寫的，光復後，本地作家在漢文字上的掌握還不行，於是有大陸來的文人寫的「軍中文學」「克難文學」，到六十年代初，西方現代文學對台灣作橫的移植，才有本土作家的漢語文學作品。
大個子幾天來雖然善談，但臉上好像總帶著苦苦的神情。那天晚上他講話最多，他說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模式，進入人的心裡，發展成一種社會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不可逆的，無論怎麼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語錄狂熱」和「像章狂熱」，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經文革而加強。既不可逆，就會有另一形式的領袖崇拜復活。他說，他接下去寫的會是《一百個人的十年》，這「十年」就是文革的十年。他說那時候他寫了些絕不能發表甚而被人知道的文章，不知道應該收藏在什麼地方，好像不管藏在哪裡都不安全，都容易被搜到。我想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定有非常難以忘懷的苦楚。
在新加坡幾天，當地發生了大逮捕事件，一些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提出批評的人，被逮捕了。報紙每天都做頭條，但包括總理李光耀和主教的記者會，都認為不應懷疑對這些叛亂分子的指控，而所有媒體都沒有不同聲音。另一奇怪現象是，每天早上出版的《聯合早報》和英文《海峽時報》都在前一天晚上九點先出第一版，那是提供給官員看的版本。官員看了若有不滿，可以立即提出來，報紙在次日早上正式出版就會「改正」。所有這些事，在新加坡已經成為日常，新加坡人也視為正常。
黎德源先生邀請我們這些華文作家來訪，想推動新加坡寫作者的社會批判意識，用心很好，但別說政治上是否有包容的空間，甚而新加坡人可能還覺得惹麻煩，不需要呢。
離開新加坡前兩天，有當地記者問我對新加坡的印象。我說，感謝主辦單位招待，計劃周詳，執行很好，至於印象嘛，我覺得新加坡像一間管理良好的醫院，有很多花，很有秩序，醫護人員專業，也有很重的消毒藥水味。
這個談話當然沒有刊登出來。因為除非有病，再好的醫院也不會有人想住。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