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方有些古早決定派卻認為東方怎麼做都是徒勞。這些人宣稱，西方雖然勝在文化，文化卻不是西方稱雄的終極解釋，因為文化還有許多具體成因。有一說是東方太炎熱或太多疫病，有礙發展出西方那種創新文化。另一說是東方人口太多，耗掉所有剩餘物資，壓低生活水平，擋住西方那種自由前瞻社會的出現可能。
古早決定論各種政治色彩都有，但馬克思的說法最重要，影響最大。就在英軍解放北京狗「戰利品」之際，馬克思正在《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中國觀察專欄，他說政治才是西方勝出的決定因素。數千年來，東方國家都太集權，中央權力太大，害歷史停滯。歐洲一路從古文明進展到封建，再邁入資本主義，如今無產階級革命馬上將開啟共產紀元，東方卻是凝固在君主專制的琥珀中，無法邁向西方那種進步之路。後來的歷史卻不像馬克思預測那樣，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與其信徒）於是修正馬克思理論，宣稱革命先鋒也能把東方從千古酣睡震醒。但前提是必須先把僵化的舊社會徹底搗毀，不計代價。古早決定論並非毛澤東、波布、金日成父子如此殘暴的唯一原因，但難辭其咎。
整個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界一直在跳一場複雜的雙人舞。學者陸續發掘許多與古早決定論不吻合的史實，論者為了因應新發現，就將理論略加調整。舉例，歐洲正要開始航海大發現時，中國航海技術其實更先進，這點如今已無可爭議。中國航海人當時已熟知印度、阿拉伯、東非海岸，搞不好還有澳洲(有人認為，中國人十五世紀就到過美洲，但我會在第八章指出其謬)。1405年，鄭和從南京航向斯里蘭卡，率船艦近三百艘，有專載飲水的水船，有方向舵極先進的龐大「寶船」，船艙徹底不透水，訊號設備極精良。艦隊載兩萬七千人，其中有180名太醫。相形之下，哥倫布1492年從西班牙的加的斯出航，只有三艘船，只帶90人。最大一艘排水量大約只有鄭和的三分之一，船身26公尺長，比鄭和的主桅還要短，還不到鄭和舵的兩倍。哥倫布沒水船，也沒帶真正的醫師。鄭和有羅盤，對印度洋的知識足以填滿6.4公尺長的海圖。哥倫布幾乎不曉得身在何處，遑論目的地。
（鄭和船隊軍下中國海洋雄心的傳奇。）
這項史實本來應該是古早決定論的攔路石，後來卻有幾本重要的書，都說古早決定論與鄭和並不牴觸，只是解釋必須更複雜而已。經濟學家大衛˙藍迪斯的大作《新國富論》就是古早決定論的翻新版，他也認為疫病及人口組成一直是歐洲勝出的兩大因素，但他加了一個新說法，就是中國人口稠密有利於中央集權，也扼阻了統治者繼續發展航海的意願。大多數中國皇帝都沒有對手，因此只擔心位居士農工商最下等的商人貿易致富，而不是嚮往自己致富。朝廷權力很大，皇帝說一聲就可以斷絕航海之舉。中國在十五世紀三○年代實施海禁，鄭和航海紀錄可能是在七○年代銷毀，中國偉大的航海年代就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