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早決定派一致同意，古早古早就有某個重要因素，造成東西之間龐大且無法改變的差異，並決定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地在西方。是什麼因素，何時開始運作，卻眾說紛紜，誰也不讓誰。有人強調具體的力量，如氣候、地形、天然資源。有人則認為是無形的東西，如文化、政治、宗教。具體派心目中的「古早」真的很古早，有人追溯到一萬五千年前冰期結束時。有幾位認為還要更久遠。文化派則不認為有那麼久遠，只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中世紀，或兩千五百年前的蘇格拉底與孔子。但古早決定派都認定：英國在十九世紀四○年代打到長江口，美國在五○年代強迫日本結束鎖國，兩者都是幾千年前即已啟動運轉的事件連環中的一小環節。這一派可能認為，本書開頭就設想出亞伯特被送到北京的可能，拿來跟北京狗「戰利品」送英宮做對照，純是胡扯。打勝仗的一定是維多利亞女王，這是必然的結果，幾百世代前就決定了。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不多久，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亞伯特親王病逝〈左，取自維基百科〉；一隻來自圓明園稀罕寵物─北京狗，安慰她的孤單，女王將之取名為Looty〈戰利品〉，1861 Fredrick Keyl的畫作，現藏溫莎皇宮。）
差不多從1750年到1950年，「西方憑什麼」所有解釋幾乎都是古早決定論的變奏。最流行的是文化優越論。羅馬帝國衰亡後，絕大多數歐洲人的頭號自我認同就是基督徒，在文化上以《新約》為根，但為了解釋「西方憑什麼」，十八世紀有些知識人就想像出另一條傳承。他們認為，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創造出一種獨特文化，標榜理性、創新、自由。是這點讓歐洲踏上一條不一樣的路。東方也有其才學，這點他們承認，但東方傳統太含混，太保守，太講尊卑，根本競爭不過西方思想。許多歐洲人斷定，他們去征服別處，係文化使然。
到1900年，看到西方的經濟與軍事真的比較優越，東方才智之士為了面對這種不堪，往往接受古早決定論，卻有稍加調整。裴利准將航入東京灣後，不到二十年，「文明開化」運動就把一大堆法國啟蒙運動與英國自由主義的經典翻譯成日文，他們大力提倡民主、工業、解放婦女，希望藉此迎頭趕上西方。還有人主張以英語為日本國語。在十九世紀七○年代，福澤諭吉等知識人就堅稱問題出在長期：日本文化有太多成份源自中國，中國卻在古早就走上錯誤的路。結果，日本只算「半開化」。福澤諭吉認為，問題雖是出在古早，卻非不能改。日本只要「脫亞」，就可以全開化。
相形之下，中國知識人只有自己的文化可以揚棄。十九世紀六○年代，自強派主張，中國傳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需要造些鐵甲艦，花錢買洋槍大砲就行。後來證明這是錯的。1895年甲午戰爭，現代化的日軍奇襲中方要塞，奪走洋砲，並用這些洋砲擊沉中方戰艦。問題顯然不只船堅砲利。到了1900年，中國知識人改而遵循日本前例，也翻譯起有關演化、經濟的西書。中國人跟福澤諭吉一樣，也認為西方是勝在古早，但也不是不能改。中國只要揚棄舊文化，也能迎頭趕上。
但是西方有些古早決定派卻認為東方怎麼做都是徒勞。這些人宣稱，西方雖然勝在文化，文化卻不是西方稱雄的終極解釋，因為文化還有許多具體成因。有一說是東方太炎熱或太多疫病，有礙發展出西方那種創新文化。另一說是東方人口太多，耗掉所有剩餘物資，壓低生活水平，擋住西方那種自由前瞻社會的出現可能。
古早決定論各種政治色彩都有，但馬克思的說法最重要，影響最大。就在英軍解放北京狗「戰利品」之際，馬克思正在《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中國觀察專欄，他說政治才是西方勝出的決定因素。數千年來，東方國家都太集權，中央權力太大，害歷史停滯。歐洲一路從古文明進展到封建，再邁入資本主義，如今無產階級革命馬上將開啟共產紀元，東方卻是凝固在君主專制的琥珀中，無法邁向西方那種進步之路。後來的歷史卻不像馬克思預測那樣，新一代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與其信徒）於是修正馬克思理論，宣稱革命先鋒也能把東方從千古酣睡震醒。但前提是必須先把僵化的舊社會徹底搗毀，不計代價。古早決定論並非毛澤東、波布、金日成父子如此殘暴的唯一原因，但難辭其咎。
整個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界一直在跳一場複雜的雙人舞。學者陸續發掘許多與古早決定論不吻合的史實，論者為了因應新發現，就將理論略加調整。舉例，歐洲正要開始航海大發現時，中國航海技術其實更先進，這點如今已無可爭議。中國航海人當時已熟知印度、阿拉伯、東非海岸，搞不好還有澳洲(有人認為，中國人十五世紀就到過美洲，但我會在第八章指出其謬)。1405年，鄭和從南京航向斯里蘭卡，率船艦近三百艘，有專載飲水的水船，有方向舵極先進的龐大「寶船」，船艙徹底不透水，訊號設備極精良。艦隊載兩萬七千人，其中有180名太醫。相形之下，哥倫布1492年從西班牙的加的斯出航，只有三艘船，只帶90人。最大一艘排水量大約只有鄭和的三分之一，船身26公尺長，比鄭和的主桅還要短，還不到鄭和舵的兩倍。哥倫布沒水船，也沒帶真正的醫師。鄭和有羅盤，對印度洋的知識足以填滿6.4公尺長的海圖。哥倫布幾乎不曉得身在何處，遑論目的地。
（鄭和船隊軍下中國海洋雄心的傳奇。）
這項史實本來應該是古早決定論的攔路石，後來卻有幾本重要的書，都說古早決定論與鄭和並不牴觸，只是解釋必須更複雜而已。經濟學家大衛˙藍迪斯的大作《新國富論》就是古早決定論的翻新版，他也認為疫病及人口組成一直是歐洲勝出的兩大因素，但他加了一個新說法，就是中國人口稠密有利於中央集權，也扼阻了統治者繼續發展航海的意願。大多數中國皇帝都沒有對手，因此只擔心位居士農工商最下等的商人貿易致富，而不是嚮往自己致富。朝廷權力很大，皇帝說一聲就可以斷絕航海之舉。中國在十五世紀三○年代實施海禁，鄭和航海紀錄可能是在七○年代銷毀，中國偉大的航海年代就此結束。
兼治生物學與地理學的賈瑞˙戴蒙在煌煌巨著《槍砲、病菌與鋼鐵》也有類似主張。該書是要解釋：為什麼最古早文明是由中國到地中海這個緯度區的社會所創造。但書末也說，歐洲能稱雄今日世界，是拜歐洲的眾多半島之助，這種地理條件有利於眾小國抵禦征服者，造成多國分治，不像中國海岸線較直，有利於大一統。因為有大一統，明朝皇帝才有辦法斬斷鄭和事業的後續。
然而在多國分治的歐洲，一大堆君王都拒絕了哥倫布的瘋狂提議，但他總能另謀賢君。可以想像，假如鄭和的選擇也和哥倫布一樣多，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1519年在墨西哥遭遇的可能就會是一位中國總督，而不是倒楣的阿茲特克國王蒙特祖瑪。但是依據古早決定論，一大堆非人為的龐大力量如疾病、人口、地理，早把「中國統治美洲」的可能性徹底排除。
最近某些學者開始認為，要把鄭和還有許多史實強套進古早決定論實在太勉強。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就顯示東方國家也有辦法叫歐洲人在戰場上吃鱉。1942年幾乎把西方列強掃出太平洋的日本，在1945年慘敗後又生龍活虎起來，改弦易轍晉身經濟強國。1978年後，眾所周知中國也走相似的路，在200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上最大排碳國，即使在金融海嘯谷底，中國經濟成長率亦超過西方景氣最好時。或許問題應該汰舊換新了，不該再問「西方憑什麼主宰」，而應該問「西方到底有沒主宰」。假如答案是沒有，古早決定論就是無物惹塵埃了。
紛擾之間，一個結果是西方某些史家另提新說，解釋「西方憑什麼一度主宰但如今已不再」。這是我所謂的「一時碰巧論」。這一陣營的論證往往比古早論曲折複雜，同一陣營內意見相左起來也針鋒相對。陣營內卻都同意，古早決定論的說法幾乎全錯。西方從來沒打古早就注定稱雄。西方直到1800年才領先東方，也就是鴉片戰爭前夕，但只是暫時，而且意外成份居多。亞伯特被送去北京的假設絕不是搞笑，當初要成真也很容易。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為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海外院士，原本專長是西方上古史，近年專攻全球史，已出版13本書。本文選自《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雅言文化）序論〈鴉片戰爭後，一個大哉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