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下旬，經濟部決定對加拿大不當限制台灣鋼鐵產品之出口，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以保護我國鋼鐵產業。可以預見，此椿貿易爭端將成為台灣自2002年加入WTO以來，首起獨自提訴之爭端案件。
一直以來，不少國內外媒體或評論係以「貿易戰」來形容WTO會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當中最常被援引的例子是早期美國與歐盟(the EU)以及近期美國與中國相互間的各種貿易爭端。當人類用「戰」這個字來形容國家間因貿易互動而導致的衝突時，字面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有趣但值得令人深思的面向。
許多WTO的會員，就像台灣一樣，不能沒有貿易，但一旦選擇涉足國際貿易，就極難不與它國有利益上之糾葛，衝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對台灣而言，這場即將與加拿大展開的貿易戰，攸關國內鋼鐵業日後的出口利益至鉅，國家經濟可能面臨的衝擊當然也不在話下。這場戰役雖然不會有直接的人員傷亡，但此種非傳統軍事安全的衝擊背後，有若干值得政府與人民省思之處。
首先，在面對它國限制台灣貨品出口的壓力下，政府的策略思維並不是反思貿易自由化可能帶來的風險或負面效果，而是繼續訴求更多的貿易自由化參與。舉例來說，經濟部國貿局在本月21日表示，去年台灣對東協(ASEAN)國家的出口比重下降，顯示以東協為中心的貿易自由化網絡對台灣的區域貿易表現構成了衝擊。經濟部因此倡議，台灣應設法儘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此種政策的核心思考反映出我國不樂見出口貿易活動被打壓，也擔心貿易出口表現上受到邊緣化而衰退，所以戰略選擇上主張參與更多的貿易自由化機制。
但更多的貿易參與必然增加台灣與它國更多貿易衝突的風險。美國、EU、中國都是目前國際貿易舞台上的大國，也都是頻繁與它國發生貿易爭端的國家。政府或產業在憂心台灣不能進身ASEAN或其它區域性的貿易自由化機制時，是否也該同時強化自己面臨貿易戰時的反擊與自保能力？
其次，從貿易創造或轉移等面向來看，未能加入更多貿易自由化機制確實很可能危及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導致經濟發展受挫。但這樣的評估結果多半建立在絕對比較的觀點或是以產業利益為中心的立場，而沒有和其它重要且攸關百姓的議題（例如：環保、人權、產品安全、消費者求償等）進行相對比較。進一步說，貿易自由化可能（而不是必定）帶來經濟發展，但也可能釀成環境惡化、勞工權益受損、黑心食品等風險或實害。因此，較為公允的觀察是從法益衝突與利益調合的角度來重新思考貿易自由化對台灣的利與弊。否則類似太陽花的公民抗爭仍有可能再次發生。
身處全球化時代與面對全球化下的高壓競爭，台灣的經貿策略不再只是面對要與不要的兩難，還有政策觀念上的更新。我們必須學習與各種貿易自由化的威脅共處，學習用參與國際合作機制帶來的利益填補過程中的損失與調合失衡的整體社會秩序。
＊作者分別任教於中興大學與中正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