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失敗者回憶錄105：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徐復觀先生歿後我撰文悼亡，我原打算寫3000字，結果邊寫邊翻看他的書信和文章，有時讀到凌晨也未能寫出一個字，結果寫了一個多星期，成了15000字的長文。
在專訪後徐先生旅美期間，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徐先生拖著病體，為我們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這決議以神來之筆，對毛的錯誤創造出「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樣「石破天驚」的一句話，徐先生說「假定把這句話理解為毛澤東一貫的錯誤，是與馬列主義有必然性的關係，則這句話可為歷史作證，而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歷史的『笑話』」。這個評價發人深省。
9月底，我去探訪他，他說，「我那篇訪問記，使你受到不幸的對待，實在過意不去」。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只告訴他我們籌集資金、離開天地繼續出版，財政難關大致已經過去。
談話中他告訴我，兩年前的1980年5月，廖承志外訪回國途徑香港，曾經由新華社社長王匡和《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陪同，去探訪徐先生，三個中共黨員繞著圈子談話，旨在拉關係，後來徐先生說，我覺得光聊天沒有什麼意思，我提點意見好不好。廖說「那太好了」。於是徐說，第一點，希望你們以後不要積極講統一，統不統一主要取決於你們自己的民主與法治，如果你們的民主與法治搞好了，有基礎，任何人不能阻止統一；現在你們的民主法治沒有進步，談統一不僅國民黨不贊成，台灣老百姓也不會接受。你們拼命談統一，只是給台灣一種刺激。第二點意見，我覺得共產黨員的人數太多了，3800多萬人（這是那時候的數字，40年後已是9000萬了），對老百姓是一個負擔，對黨的組織工作也是一個負擔。如果能減掉一半，對黨對國家都好得多。第三點意見，是我覺得應該恢復一點私有，私有制是人類文明的起源，人總得自己掌握自己一點什麼，才能夠有創造能力。如果連生存權利、生活條件都受支配的話，社會就很難進步了。第四點意見，徐先生說，馬列主義是外來的東西，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部分，後者更講得清楚，更易被中國人接受，因此，希望中共能夠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思想。廖承志的回應說，我們國家的封建意識已經太濃了，再多講傳統文化，那豈不是更封建？徐先生笑了，他是對牛彈琴呀！
以後兩個多月，我忙搬家和搬辦公室，沒有去探望徐先生。不久，胡菊人兄從台灣回來，告訴我徐先生在台大醫院，已進入垂危狀態。從菊人兄處取得徐先生在醫院的房號，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徐太太接電話，轉給徐先生接聽，他用掙扎著的聲音問了一句：「《七十年代》怎麼樣呀？」我告訴他景況尚好，請他放心，我一定會把雜誌辦下去的。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我腦際中一直迴盪著徐先生病危時的這個聲音。聲音微弱，但又極為響亮。它是一個臨終者對獨立輿論的呼喚。
2014年，羅孚病逝，
在喪禮上徐先生的公子徐帥軍講他父親晚年與羅孚交往甚密。相信他作為共產黨員，一直奉命統戰徐先生，以為他還是國民黨政府器重的人。我和《七十年代》逐漸被「掃地出門」相信也是他告訴徐先生的，也許他希望徐先生可以勸我走「避免受挫折」之路。但實際上反而使徐先生更關注我們走獨立輿論之路。
弔詭的是，就是在徐先生歿後一個月，羅孚這個負有統戰任務聯繫徐先生的著名報人、共產黨員，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更被栽上「美國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
溫文和善的羅先生，有此遭遇，使我既感錯愕，也感脫離這敵情觀念無所不在的圈子的幸運。
失敗者回憶錄106：「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為了鞏固政權，從那時起，中共就極少講馬列毛思想，而是大講特講愛國主義，用多數人與生俱來、未經思考的民族主義感情去凝聚民氣，而真正目的則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維護政權的合理性。
徐復觀先生在專訪中談到中國文化、國族命運時聲音嘶啞、眼含淚光。我在寫悼念他的長文寫到最後，也忍不住淚流滿面。因為我們雖然都在批評中共國，但所有的批評，包括徐先生向廖承志說的四點意見，都是出自對中國的感情，他在講「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那段話之前，還說了這樣一段：「共產黨最基本的問題是：你要愛國首先要愛我共產黨，你不愛我共產黨就是反革命，就不算愛國。那我現在問：你做得一塌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顯然，他認為「愛國不愛黨才是真正的愛國」。我當時也認同這種看法。
我們對中國的感情有歷史根源——中國近代史充滿苦難：滿清腐敗，列強侵凌、日本侵略、多次內戰，百姓遭殃。稍有良知的讀書人都懷有愛國救亡之心；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入認識者如徐先生，說他在學校每開《論語》課，都懷著感激心情，這種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自然也深化對中國的認同。那時的香港，宗主國英國從不向市民宣傳「愛英國」，而香港人若關心政治，也不關心英國或香港本土的政治，而是關心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在新亞傳授儒家文化，其客觀效果固然使學生對文革毀滅傳統文化反感，也增強了學生從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產生「愛國」不愛黨的思想觀念。那時候，很少香港華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文革後，毛澤東那一套「繼續革命」「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思想教條，在全國包括中共高層已經沒什麼人真正相信了。為了鞏固政權，從那時起，中共就極少講馬列毛思想，而是大講特講愛國主義，用多數人與生俱來、未經思考的民族主義感情去凝聚民氣，而真正目的則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維護政權的合理性。
1981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呼籲「發揚愛國傳統，立志振興中華」。這一個指導思想，雖經中共幾代領導的轉換，也沒有改變。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早被中共拋到九霄雲外了，只有在領導人作報告時提幾句。
然而，在中共具體施政時，並不是以「愛國」作為判定「是敵是友是我」的準則，而仍然一貫地以「愛黨」作準則。實際上，愛國是沒有準則的，而愛黨卻有準則，準則就是要跟隨此一時彼一時的黨的政策或指令。以愛黨的準則去衡量愛國，於是長久以來，可以說一貫地，就是如徐先生說的「你不愛黨就不算愛國，就是反革命」。
我很早就從自身所受到的對待中認識到這一點，因此，長久以來，對於「愛國」已經被「愛黨」騎劫了的政治現實，在言論上不遺餘力地批判。批判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我辦政論雜誌、寫政論文章數十年來針對各個具體事情所作的主要論述。若把所有這些文章匯集起來，可以出好幾本書了。
就記憶所及，對於愛國主義，我的論述大概有幾個方面。
一是何謂國，二是何謂愛，三是何謂主義。
國家的定義按國際法規定包括三元素：人民、土地、主權。在中國出版的《辭海》中，就根據馬列主義的解釋，指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一個階級統治其他階級的合法暴力機器。不過，出於維護統治者的目的，中共已經不講這個馬列定義了，雖不講，實際上所貫徹的就是這一個定義。
按國際法規定的三元素，何者為先，決定了國家的性質。由全民定期投票授權領導人的國家，是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掌有領土和主權。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主權、領土、人民都在黨的手裏。國家機器就是黨的權力。
中國先秦時代，雖未有民主觀念，但已有「以民為本」思想，即《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可以狹義地解作土地，君可以廣義地解作主權。三者以人民最重要。《孟子》又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個人自身為本、家為本，有家才有國。因此，說「沒有國哪有家」，就是專權政治「以黨為本」的思想。
何謂「愛」？愛是一種感情。感情是一種難以衡量、計算的東西，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就說明在感情支配下，人不是理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一篇文章中說，「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罪行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何謂「主義」？主義代表理念或有完整體系的思想。愛國的完整體系和思想是什麼？從來沒有人講清楚，也許最清楚的是18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的定義：「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