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失敗者回憶錄99：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9月26日發布，習慣於法治的許多香港人，大都認為這就是1997年後會依足實行的「小憲法」。中共也這麼說。條文中特別受注意的，是在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說明中所確立的政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從常識去理解，這就意味行政機關間接向香港廣大市民負責，市民藉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監督政府施政。
另一令香港人感到安心的條文是表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將繼續有效。」
這兩條一是制度的保證，二是國際人權公約的保證。相信「法定統治」的香港人因此對九七後較有信心。也有人提出中共過去有過不知多少對人民的承諾最後都自我背棄，但也有人說中共對國際承諾的遵守記錄尚好，但這次是中共對內政策的國際承諾，尚待考驗。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共實際主管整個談判和「回歸」事務的魯平，來港統戰，也邀約了我們這些批共文化人晚飯。他不像許家屯般平易近人，有點官架子，他說，聯合聲明附件一提出的中國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所有條文都是中方提出來的。我隨即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這一條也是中方提出來的嗎？他遲疑片刻說，當然也不是那麼具體啦！這樣說就是迴避問題了。我想他當時以為我知道談判的內幕，實際上我什麼都不知道，只是看這種民主制度的設計，從絕對權力的本質就覺得不可能是中共提出來的而已。
從近年英國解密文件中看到，原來英國當時堅持行政長官要由選舉產生，中共拒不接受，談判陷入僵局，最後妥協為英方接受「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交換條件是中方接受行政機關對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負責。而兩個公約又指明選舉必須是「普及而平等」，以為這就可以在制度上對九七後香港的人權作保障。
從中英談判開始，到聯合聲明簽署，在主權換治權被中共斷然拒絕之後，中英雙方就在民主保障與行政主導一切的問題上爭拗，而焦點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句話。其後，中國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開會，委員查良鏞（金庸）會後在他辦的《明報》寫了名為「參草漫談」的連載文章，大意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是法治和自由，「民主」他很喜歡，但會帶來很多紛爭，香港一直有自由和法治而無民主，也搞得這麼好，所以九七後，保持自由和法治就好，民主實在不需要。
我相信這是他在北京體會到的中共意向。我那時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即以「參參草談」來回應，表示我不像他那樣喜歡「民主」，但自由和法治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來自它現在的宗主國——行民主制度的英國，若宗主國換了專權政治和人治的中國，再美麗的自由法治的承諾都沒有保證。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了。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我去新加坡旅行。有一晚同幾位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學者吃飯，其中有兩位台灣來的學者，他們表示，如果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就不該反對中國收回香港，洗雪國恥。來自香港的哲學所學者翟志成回應說：「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人民自由、安居樂業勝過香港，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很難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罪咎，相反中國領導人應該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接受共產政權的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責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段話不僅使在座的空泛民族主義的學者無言以對，而且也使我一直牢記到今日。我後來在多篇評論文章中借用他的邏輯，比如：如果過去二十年中國切實按照《基本法》去做，確實如《基本法》22條所言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麼香港不會有什麼人起而抗爭；如果香港人的抗爭越來越洶湧，那不是香港人的罪咎，而是中國掌權者的罪咎；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千多年前的古訓，人人會講，但為權為錢為色，現代許多人早把這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於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少權貴紛紛做了變色龍，每天用堂皇大道理殺人。日前提及曾經為英國做說客的某大員即此中表表者。（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21 日）
失敗者回憶錄100：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但我已經作出決定，就是保住天地，個人也離開天地，集中精力當雜誌總編輯，重新回到幾個人艱苦辦雜誌的處境。
2022年1月16日，天地圖書的前董事長陳松齡離世。想到天地圖書，這正是我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經歷與轉折。
1976年《七十年代》原租用文咸東街舊樓社址，面臨業主迫遷，經朋友介紹找到灣仔一個八千多呎的地庫。那是霍英東的物業。我因雜誌的成功，就雄心勃勃地想開一家中立的中英文大型書店，以讀書無禁區的態度，既賣大陸書也賣台灣署。那時正是文革後期，左派書店集中賣毛著，門可羅雀；右派書店以賣台灣書為主，規模較小。中共在港的工委，大概也看到極左路線在香港無出路，而我們又是外圍的華僑資本，於是同意我的想法。經新華社斡旋，霍以略低於市價的租金租給我們。我為書店起名「天地圖書」，是從古文「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聯想而來。並請中共駐港高層的潘公（潘靜安）為店名題字。他說他已經為不少左派機構題字了，不想被人認出，就從古代字帖中集了「天地圖書」四字給我做招牌。
我們雜誌是小本經營，要設立這麼大規模的書店，財政上要較大量投入。上海書局投入一些，潘公找富商以資助方式投入一些，三中商屬下的僑商置業投入一些，我再邀請願意支持《七十年代》的約十位海外和香港的知識人投資。因此，天地圖書的組成靠的就是支持《七十年代》的社會基礎。其中左派的僑商佔不超過一半的最大股份。董事長是出資辦《七十年代》的方志勇。背後的推手是三聯的負責人藍真。我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具體擔負所有的責任。
1976年9月25日天地圖書開張，9月9日毛澤東去世，左派在一片哀悼聲中，我們開張也低調處理。想不到頭一天就吸引大量讀者光顧，可見真是填補了當時讀書界的真空。但另一方面，毛去世，接著發生四人幫事件，在北京大變局中，我的編輯、寫評論變得非常傷神和忙碌。從三數人的雜誌編輯部一下子經營數十人的書店，管理、人事都忙不過來。除了編雜誌還要出版書籍，每晚都寫作、編輯到兩三點，第二天一早去書店處理業務。
那時我主要的思考和精神都專注於中國的變局和雜誌的出版，經營企業是我從來未做過的事，既不熟悉，心理上還有點排拒。兩年多後，藍真問我能否接受陳松齡當我副手。我想想，說可以。我與陳同年，1955年同期進入上海書局，他在發行部，我在編輯部，他不是寫作人，但為人敦厚、正派、誠實、勤懇。他在1979年進入天地圖書，曾經在《七十年代》寫過稿，但沒有擔任過雜誌的編輯工作。我把部分管理業務和出版圖書的業務交給他。我有一種感覺，是中共對他的忠誠信任度較對我的高。
1979年《七十年代》因連發三篇社論，對中共在開放後又突然禁止《七十年代》入境提出質疑，又發刊一篇《中共特權階層》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以致他以我們批評中共打擊民主牆為由，向新華社社長王匡「當面交代，『把他們撤底搞垮！』」（《許家屯回憶錄）。但長期在香港工作的副社長祁峰和秘書長楊奇都沒有執行。王匡邀我去新華社談，我據理力爭。在近年出版的《羅孚書信札》中有王匡給羅孚的信，其中提到請羅孚跟我談「七十」的事，「深以為念」。我想是勸我不要在雜誌中再針對中共。但羅孚實際上也沒有為此與我談過。
但搞垮「七十年代」的辦法終於有了，就是1980年天地接到霍英東辦公室的信，表示1981年租約到期後不再續租。這樣，辦得相當成功的天地圖書就找不到一個適合又還廉宜的地方繼續營運下去，投放在那裡的設施報廢不說，恐怕連銀行貸款都還不起。這時藍真就傳來信息，說如果《七十年代》結束，霍英東就會答應繼續租給天地。他認為天地是較大的事業，我不應該放棄。
但我午夜深思，一份擁有幾萬知識人讀者的雜誌，是否就應該這樣自動消失呢？我既然承諾過讀者也是作者、作者也是讀者，那麼雜誌的存廢就不應該由我決定，而應該交給讀者決定。
為此，我決定在雜誌發起眾籌資金的活動，使雜誌可以脫離天地圖書繼續辦下去。我把天地不再出版《七十年代》的決定通過新華社轉告霍英東。霍約我到他辦公室，親口問我這件事，我明白表示下個租約前，天地不再出版這本雜誌，他也很爽快地答應延續租約。
不少朋友勸我，不要放棄天地圖書總經理的職位，我不僅失去在左派出版界闖出的地位，而且可能連廉租的房子也被收回，家庭生計會困難。但我已經作出決定，就是保住天地，個人也離開天地，集中精力當雜誌總編輯，重新回到幾個人艱苦辦雜誌的處境。（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