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九合一選後到今年春節，「柯文哲旋風」橫掃各處，柯P新聞兼個人報導充斥各媒體，他的市長蜜月期已被名嘴改成「蜜年」，他所到之處人潮洶湧，爭搶紅包、爭相親近，「魅力無法擋」超越一切明星。相形之下，過去的媒體寵兒馬英九已「退流行」，連他不甘寂寞、宣稱要「反擊」，也被名嘴看衰成「最後的掙扎」，他的春節紅包更是乏人問津，馬家莊前排隊領紅包的人龍一年比一年短。
為什麼「群眾魅力」落差如此大？馬還是國家元首，竟然不敵一個市長，兩黨主席朱蔡同樣不敵。原因在於「群眾魅力」隨群眾口味而變換，而群眾的興趣是最現實的。才剛去世不久的英國「鐵娘子」柴契爾，八０年代何等叱吒風雲，一下台馬上被人民遺忘，嚐盡人情冷暖，英國泰晤士報報導她過七十七歲生日時，居然只收到四張賀卡。
邱吉爾曾自嘲「偉大的民族總是對他們的領袖無情」。但邱吉爾可能忘了，他不是「天生的領袖」，他只是被選民選上，又適逢其會領導了英國二次大戰，身為「法理型」領袖而非「克里斯瑪型」或「傳統型」領袖，當然是「人去茶涼」，英國人又是最理性的民族，他及柴契爾有什麼好抱怨的？
倒是東方社會如台灣，國民黨是韋伯所說的「傳統型」統治，馬英九擔任國家元首，既是「天生的領袖」，又曽普受群眾歡迎，應該具有超凡魅力（即克里斯瑪）才對，他居然淪落到幾乎「狗不理」，可能的解釋有二：一是馬的所行所為已被視為桀紂，人民受害，他的昔日光環跟著消退。二是台灣正在快速揮別傳統型政治，走向法理型政治，領袖與人民那種「父子關係」已被「偶像與粉絲關係」或「利益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關係」取代，也就是蔣介石、蔣經國昔日那種如父如君的領袖幻象已不可能再現於今日。
從兩蔣時代到柯文哲，領袖與人民關係確實經歷了很大轉變。傳統政治依賴「天生（父權式的）權威」及服從，最易於產生幻象及製造神話；把沒有克里斯瑪的蔣介石變成「偉大領袖」，即是透過人工製造。相形之下，毛澤東透過群眾鬥爭脫穎而出，是真正的克里斯瑪型領袖。台灣的非國民黨籍領袖，透過群眾運動起家，擁有「群眾魅力」而非「天生權威」，如黃信介、康寧祥、許信良、陳水扁等，也是克里斯瑪型領袖。
可以說，傳統政治與民主政治領袖最大的區別就是克里斯瑪。前者可以完全沒有克里斯瑪而領導，後者必須仰仗克里斯瑪而領導，前者的克里斯瑪帶着神話面具，與韋伯的論述相近，後者的克里斯瑪純粹是群眾魅力。亦即，民主政治不但創造了法理型領袖（依據法律及制度統治與卸職），也讓「超凡魅力」脫去神聖色彩，變成「群眾魅力」。
韋伯引用基督散聖經，創造出「克里斯瑪」該一統治及人格類型時，全世界還在傳統政治影響下，「群眾」還是負面名詞（群眾運動被稱為「群眾的反叛」），「大眾文化」還未出現，收音機也尚未流行，韋伯不可能把「超凡魅力」想成「群眾魅力」。以上各事，包括法西斯宣傳術及史達林共黨式造神運動，都興起於廿世紀廿年代，此時韋伯已經去世。
韋伯死後，在傳統政冶依然盛行的地方，「克里斯瑪」越來越與官方宣傳及群眾運動息息相關。史達林、希特勒、蔣介石、後期毛澤東，乃至今日俄羅斯普丁等人的克里斯瑪，都是官方宣傳炮製出來的。以普丁為例，在俄羅斯命名為「普丁」的餐館、食品、事物不勝枚舉，全國各地牆上、桌上擺滿普丁塑像、照片，任何與普丁相關的商品都會成為暢銷品。另外，曾是蘇聯加盟國的土庫曼，1991獨立後，國家元首尼亞佐夫不斷加劇個人崇拜，變成「偉大領袖」、「國父」、「敬愛的父親」，全國有超過一千處城市、道路、建物、機構等以他之名為名，他的雕像、銅像遍布各處。
台灣人不必感覺可笑，到今天已是二度政黨輪替的台灣，蔣介石依然像尼亞佐夫一樣與台灣人「長相左右」，到處是中正路、蔣介石銅像；中正紀念堂蓋在總統府正前方，比總統府莊嚴壯闊神聖；蔣介石的「超凡魅力」在他死後數十年無人撼動，陸客更是人山人海遠來瞻仰追憶；獨裁及恐怖的蔣經國也依然是台灣最受歡迎及崇敬的政治人物。民主的台灣在政治文化上其實沒有經歷什麼「寧靜革命」，民進黨只是國民黨的對應物，國民黨的基本盤始終領先民進黨。以上這些正顯示傳統政治在台灣牢不可破。
奇蹟的是，經過去年11·29投票洗禮之後，似乎政治型態在台灣一夕翻轉了。「法理型」（超越藍綠的）政治突然來到，代表傳統政治的國民黨近乎崩盤，素人柯P崛起，鋒頭及外溢效應超過當年阿扁、馬英九及今日藍綠任何人。這證明了庶民力量的覺醒，以及傳統政治最重要基石「權貴高人一等」的神話倒塌，庶民的階級意識及做主意識抬頭，他們要選自己人，而不是「高人一等」的權貴。柯文哲之受歡迎，因為他來自庶民且屬於庶民，他的直白、誠實、實事求是、沒有身段，都是庶民最期待的。民眾由衷喜好他，因為他沒有傳統政治人物（不分藍綠）的虛偽與矯飾。
從兩蔣到民進黨到柯P，台灣的克里斯瑪也完成了歷史性轉型。今日的政冶明星已不需要神話式的「超凡魅力」，只需要最貼近民眾呼吸、最接近民眾脈搏的「群眾魅力」。柯P旋風展現的的正是這種克里斯瑪。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