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亭于2月24日宣佈開啟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後，世界的焦點幾乎都無一例外地集中在俄烏兩國之間的「軍事風暴」之中，仿佛俄國毫無後顧之憂。但僅時隔一天，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車臣（自治）共和國（Chechen Republic）首腦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在其首府格羅茲尼（Grozny）廣場，面對當地一萬兩千名士兵高調宣稱，該國七萬人的安全部隊為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已自願做好隨時前往烏克蘭執行「特別軍事任務」的準備。
車臣首腦在此特殊時期與特殊地點所作出的這一非比尋常的決定隨即震驚世界。自此，世界各大媒體頻繁聚焦於這個曾經與俄羅斯不共戴天的「車臣軍團」在烏所獲戰績或損失，但卻嚴重忽略了由此反映出的俄國特殊「精英內部關係」。因此，此次「車臣遠征」所隱約呈現出的分別是克里姆林宮（Kremlin）那難以透視的實際「盤算」，以及莫斯科中央精英與民族共和國地方精英間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
地方政治精英之所謂「忠誠」背後的實際「威脅」
莫斯科中央精英與核心加盟共和國地方精英之間的「紐帶決裂」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最關鍵原因，而由此產生的中央「權力失衡」則是加劇聯邦內部地方精英「離心離德」的主要「催化劑」。因此，從蘇聯解體过程当中吸取到歷史教訓的莫斯科新中央为避免「再次解體」，長期奉行恩怨分明的「以夷制夷」之策，以便間接達到「以毒攻毒」的效果。
不同于伏爾加河流域（Volga Region）經濟發達的韃靼（Republic of Tatarstan），位於聯邦邊緣地帶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地區的車臣在蘇聯解體之初，為爭取獨立並未選擇類似于前者的和平公投，相反卻選擇了激進的武裝抗爭之道，致使俄國不得不被動地實施「權力下放」，並且承認其「特殊憲法地位」。
自第二次車臣戰爭（Second Chechen War）結束以來，莫斯科中央雖表明上「堅信」北高加索地區所有通過「離間背叛」得以立足的最高領導之「忠誠」，但事實上卻對其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以免重蹈之歷史覆轍。
因此，「車臣軍團」高調進軍烏克蘭一方面暴露了俄軍前線的「力不從心」與後方的「空虛薄弱」，另一方面則證明莫斯科中央急需在自身實力逐步衰弱的同時削弱地方勢力，進而保護「權力平衡」免遭進一步破壞。而地方精英毫不猶疑地派遣其「敢死隊」前往戰區等同于向中央遞交「新投名狀」。
車臣作為「歐亞小十字路口」是連接黑海與里海的核心樞紐
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車臣領土面積雖大致與科威特（Kuwait）相當，但所屬地理位置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車臣作為俄國南部北高加索地區的「心臟」分別與隸屬于聯邦的印古什（Republic of Ingushetia）、北奧賽梯—阿兰（Republic of North Ossetia-Alania）、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Stavropol Krai）、達吉斯坦（Republic of Dagestan）等行政區相接壤，並且憑藉其自身所屬特殊歷史和宗教淵源在該地區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緣影響力」。
其次，北高加索作為坐落于黑海（Black Sea）與里海（Caspian Sea）之間的俄國邊疆地帶分別與隔山相望的喬治亞（Georgia）和亞塞拜然（Azerbaijan），以及隔海相望的土耳其、烏克蘭及哈薩克相連。與此同時，高加索地區作為整體是現階段俄國「印太戰略」之陸路「南北國際運輸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的關鍵一環。
假設車臣成功獨立，那就等同於俄國喪失對里海左岸亞塞拜然的實際控制，使其自動陷入代表北約和突厥聯盟（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的土耳其之手，進而為伊朗北上創造機會，斷送自身在里海東岸中亞油氣產區的絕對影響力，導致其長期推動經營的「南北國際運輸走廊」全面破產，最終徹底動搖俄國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Hearland）之能源與運輸領域的壟斷地位。
通過戰爭重塑「民族共同記憶」與「命運共同體」
普亭在3月3日所召開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上授予陣亡於「特別軍事行動」中的印古什內務部副部長恩格斯·加吉馬戈梅多夫之子努爾馬戈梅德（Nurmagomed Engelsovich Gadzhimagomedov）「俄羅斯英雄」稱號的同時，希望借此次俄烏軍事衝突重新塑造俄羅斯之多元國族認同，在原有「衛國戰爭之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將堅持抵抗的親歐基輔政權與「新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撒旦」（Shaitan）等概念相掛鈎，進而將其全面「妖魔化」，並且重新定義俄羅斯與烏克蘭兩族之間的地緣歷史之族際關係。
＊作者為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曾任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