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是不足以知任公的，若謂詳其生平，傳其遺聞軼事，以供士林之佳話，則我不如其家屬與故舊。至述其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過，以為後來修史者之採擇，則以參預其事者，所言較為親切，而我則沒有預聞過一次。又如論其思想之變遷，學術之成就，則清華硏究院諸人，皆親炙於任公甚久，傳經之任，似屬於他們。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我是不適宜於傳任公的。
我與任公，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赴歐船上認識，朝夕相處，不過同船之五十日。一九一九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始終是漸進的改良主義者，顧慮極多；我那時方浸淫於社會革命之說，嫌國民黨之主張，還太溫和，彼此之主張又相反。此等柄鑿之情，不特不能對任公增加瞭解，反而以增加不瞭解之成份爲多了。
回國以後，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民國初年他曾做過擁有三百國會議席之進步黨黨魁。我想如以兩黨政治爲民主原則，必不吝予任公以政治家之地位的。
更奇怪的，任公雖昌言反對革命，而實爲革命家。我的解釋，改良派倘以請願協商爲最後手段，一定沒有力量，而當局必然不會答應。故請願不成的出路，必爲革命。可以說請願爲合法行動，而革命爲直接行動，兩者須交相爲用，始配稱政治運動；否則上呈文而已，何需於羣衆，更何有於示威？故改良派倘沒有革命手段，而只是改良，則最後亦必連改良之主張而拋棄之，不至變為磕頭蟲的官僚政客不止。試就中國近百年史觀察之，當年叱咤風雲之士，其終於墮落者，滔滔皆是。戊戌之變，庚子之自立軍起義，豈非掛著保皇招牌，而骨子裏頭幹著革命運動嗎？護國討袁之役，豈不是表裏如一的革命運動嗎？如說任公此舉，尙不配稱為革命，則我們眞要自承，不懂什麼才可稱為革命了。
任公不僅實行革命而已，且亦曾在文學上，鼓吹革命排滿。此種文字，除見於新民叢報、新小說外，尙有一種雜誌，名中國秘史，與孫中山先生合辦，一共出了兩期，專言宋明亡國與洪楊遺事。其在《清議報》所載，最富革命性的文章，莫如少年中國說。殆欲否定既往，抹殺老年人的一切，非革命之情緖而何？其言略曰：「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所未經者，故常常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多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無不可為者。」
這篇文章，五十年來各種版本的小學國文敎科書都選入的，所以沒有人不讀過。這是十足表現任公之衝決羅網的少年精神，直至晚年，此等豪邁之氣，迄不稍衰。任公又稱有百歲之童，有三歲之翁。故其本意不在恭維少年人；而在鼓勵少年氣概，以期造成少年中國。
故結論曰：「梁啓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帝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寃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有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谷，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地無疆！」
這是一首歌詩，可作少年之勵志詩讀，可作少年中國之頌讚讀，並且亦可作為任公之自箴讀。今引於任公傳序中，殆欲以之作為少年叢書之總序讀，蓋鼓勵少年，任公此文實最酣暢。此文撰於光緖二十六年（一九○○年）庚子，任公方三十歲，適在唐才常起事以前。故其革命性之重，與爆炸性之烈，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任公自稱其勉爲壯語，故其他諸文皆一樣的豪壯。至其行事的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尤為人所稱道。
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爲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尙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但學殖久荒，其不足副大家期望之殷，則殊有自知之明，尙幸大雅君子，不吝正之而已。是為序。
＊作者為民國政學界人士，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系，後獲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里昂大學文學博士。1923年回國。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與張君勱等組建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1947年當選立法委員，後歷任多所大學教授。本文收錄於《我的師友梁啟超》（蔡登山新編，新銳文創）。授權轉載。
